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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班牙与荷兰订立的明斯忒条约〕封闭埃斯谷河的运输，把商业摧残完了。路易十四三次瓜分法兰德斯，每次割去一块土地。三十年内经历四次战争，盟邦，敌国，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没有一个不剥削法兰德斯，一七一五年的条约〔英、法、荷、奥之间订立的巴里欧条约〕把荷兰人变做法兰德斯的供应商和收税官。法兰德斯成为奥地利的属地以后，拒绝纳贡，议长便被捕入狱，其中主要的一个，安纳桑斯死在断头台上〔一七一九〕；从阿泰未尔德父子壮烈的呼声以后，这是最后一次的，也是微弱的回声。法兰德斯从此降为一个普通的省份，人民只知道苟且偷生。——同时，而且也由于大局的影响，戾族的想象力开始衰退。卢本斯的画派日渐衰微；在布雅芒斯，梵·赫泼，约翰·埃拉斯未·格林，小梵、·奥斯德，代斯忒，约翰·梵·奥莱的作品中，已经看不见特色和刚强的精力；色彩不是贫乏便是甜俗；瘦削的人物力求漂亮；表情染上感伤情调或是装腔作势的温柔！大幅的画面上，人物不是密布而变得疏疏落落，全靠建筑物填补空白；元气已经枯竭，只知道墨守成规，或者学意大利人的习气。有些画家根本移居国外：斐列浦·特·香巴涅当了巴黎美术学校校长，思想与国籍都变了法国人，不但如此，他还是个醉心于灵修的人，扬山尼派的信徒，态度认真的画家，最了解严肃深思的人的精神；另外一个，日拉·特·雷累斯专门师法意大利人，成为学院。派的古典画家，精通古代服饰，对神话与历史题材力求合理。寻根究底的思想在风俗习惯中已经成为风气，如今影响到艺术了。——根特的美术馆中有两幅画，同时表现出绘画的衰落与社会的衰落。两幅画都描写诸侯的入城大典，一幅是一六六六年的，一幅是一七一七年的，第一幅用美丽的红红的色调，画出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批人物，高傲的姿态，结实的肩膀，矫捷的身手，华丽的服装，长鬣的马匹；有的是贵族，是梵·代克的君侯的亲戚，有的是披野牛皮，穿甲胄的长枪手，是窝仑希泰恩的士兵的亲戚；总之是英雄时代和爱好形象的时代的最后一些残迹。
第二幅用冷冰冰的浅淡的色调，画一些细巧，文雅，法国化的，戴假头发的人，会鞠躬行礼的绅士，注意功架的淑女；总之是一套客厅生活和国外输入的礼法。两幅画相隔五十年，五十年之间，民族精神和民族艺术都不见了。
四
保持迦特力教，屈从西班牙统治的南方十省，在艺术上走意大利的道路，画神话上的史诗，以英雄式的裸体为中心；获得自由，改奉新教的北方，却朝另一方向发展他们的生活与艺术，那儿雨水多，天气冷，裸体更少出现，更难受欢迎。日耳曼的血统更纯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设想的古典艺术不容易欣赏。生活更艰难更辛苦，饮食更俭省，人都惯于苦干，计算，有条有理的管束自己，对于逸乐和自由发展的人生的美梦，不大能领会。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荷兰的布尔乔亚在柜台上忙过一天以后，回到家里是怎样一个情形，他的屋子只有几个小房间，几乎跟船上的房舱相仿：装饰意大利殿堂的大画无法悬挂；屋主所需要的是清洁与舒服；有了这两样就够了，不在乎装饰。——据威尼斯大使们的记载，“他们生活十分朴素，最富有的人家也看不见奢侈和了不起的排场……他们不用仆役，不穿绸缎；家中很少银器，不用地毯；家具什物寥寥无几……不论居家出外，在衣著和其他方面都显出中产之家的真正的俭省，没有不必要的东西。”雷斯忒伯爵奉英国女皇伊丽沙白之命，带领军队援助荷兰的时候〔一五八五〕，斯比诺拉代表西班牙王来议和的时候〔一六○九〕，他们那种君主国家的阔排场，同当地的生活正好是极端，甚至引起反感。共和邦的首领，当时的英雄，“沉默的威廉·特·奥朗洽”，身上的旧袍子连大学生也会嫌破烂，钮子不扣的短褂也一样破旧，羊毛背心象船夫穿的。下一个世纪，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执政约翰·维脱只有一个仆役；无论何人都可和他接近；他的声名显赫的前辈〔“沉默的威廉”〕“跟啤酒商和布尔乔亚”平起平坐；维脱就是以他为榜样。便是今日，民间的生活习惯还保留不少俭朴的古风。在欧洲别的地方，爱装饰爱享乐的本能使诸侯的游行赛会成为风气，大众也能体会健美的肉体所包含的异教的诗意；荷兰人的性格却和这种本能不相容。
在他们身上占优势的是一些相反的本能。南方各省在尼德兰原是一股平衡的力量；十六世纪末期南北分裂以后，荷兰摆脱了那股平衡的力，突然由着自己的本性倒向另外一边，而且势头非常猛烈。一切原始的倾向和才能都赫然出现；那并不是新生的，只是原有的东西冒出头来。一百五十年以前，有眼光的人早已见到，教皇埃奈斯·西尔未斯〔庇护二世〕说过：“佛里士兰是一个自由的国土，按着自己的习惯生活，既不能服从外人，也不想指挥别人。佛里士兰人为了自由会毫不犹豫的牺牲性命。这个高傲尚武的民族，身体高大强壮，性情沉着，勇猛，喜欢夸耀自由：勃艮第公爵腓利普虽然自称为他们的君主，对他们毫无作用。他们最恨封建贵族与军人的傲慢，不容许有人凌驾别人。他们的行政官每年由公众选举，办事非公正不可……他们对不贞的妇女惩罚极严……他们不大能接受不结婚的教士，怕他勾引别人的妻子，认为绝欲极不容易，非人力所能办到。”在这些地方，日耳曼族对国家，婚姻，宗教的观念已经露出萌芽，暗示将来会发展成新教与共和政体。受到腓利普二世考验的时候〔一五七二——九八〕他们先“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一个做买卖的小小的民族，埋没在一个烂泥堆上，处在一个比拿破仑帝国更辽阔更可怕的帝国的边陲；面对着想消灭他的巨人，在重重压力之下竟然能抵抗，生存，长大。他们历次被围的经过令人钦佩；城中的布尔乔亚与妇女，只靠几百个兵帮助，把整整的一军，全欧洲最精锐的士兵，最有名的将领，最能干的工程师，阻拦在残破的城墙之下；筋疲力尽的居民吃了四个月六个月的耗子，树叶，皮革，还不肯投降，宁可排了方阵，把残废的人夹在中央，到敌人的阵地上去让他们杀死。我们宜要读了这些战役的详细记录，才知道人的毅力，镇静，耐性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峰。一艘荷兰军舰宁可在海上自己炸沉，决不下旗投降；他们在新地岛，印度，巴西，以及穿过马哲伦海峡所作的探险，殖民与征略的事业，也和他们的战斗一样壮烈。的确，我们向人的本性要求越多，它结的果实也越多；能力越用越强；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忍受简直看不到限度。——经过三十六年的战争〔一五七二——一六○九〕，到一六○九年，奋斗的目的终于达到，西班牙承认他们独立；整个十七世纪，荷兰人在欧洲当着第一流的角色。和他们再打二十七年仗〔一六二一——四八〕的西班牙人，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路易十四的新兴的强大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屈服。路易十四发动三次战争，临了不得不派使节到格特罗登堡去卑躬屈节的求和，还遭到拒绝。他们的执政海思西乌斯当时是左右欧洲大局的三巨头之一。——国内政治修明；世界上第一次，人有了信仰自由，所有的公民权都受到尊重。国家是各省志愿结合的联邦；各省在自己的范围内保障公众的安全与个人的自由，完善的程度为从来所未有。据一六六○年时巴里华的记载：“他们都热爱自由；在他们国内对谁都不能打骂，仆役也有许多特权，主人不敢殴打。”巴里华用十分钦佩的口吻一再提到他们尊重人权：“今日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享有象荷兰那么多的自由，人与人间的和睦竟能使平民不受大人物责骂，穷人不受富人责骂……一个贵族倘把农奴或奴隶带进荷兰，他们马上变做自由人；贵族买他们的本钱只能白白损失……农民只要付了分内的赋税，同城里人一样自由……尤其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是绝对的主人，谁要擅人民居侵犯别人，就是犯了大罪，而且非常危险。”无论何人，可以随时离开国境，带出去的银钱不受限制。路上昼夜安全，单身的旅客也不用害怕。主人不得强留仆役。没有人为了宗教而受到审间。有议论一切的自由，“连议论行政长官”，甚至宣扬他们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