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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英同首相麦克米伦在那届联大会议上，曾邀请西哈努克访问英国，并保证说女王陛下将会很高兴地接见他。第二天，他用书面形式把这项邀请肯定下来，但加上了这次访问“将不是正式的”这么一个条件。西哈努克鉴于这种情况，就很不客气地说：“我可不是一个旅游者，把我们国家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参加皇家花园宴会上。由于我也答应了许多其他的正式活动和邀请，所以我很快就拒绝了英国的邀请，使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一霍姆爵士不得不亲自登门造访，设法弥补一下过失。我从那以后从未对英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
“我得立即加上一句，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大国才出过这类丑事。”西哈努克介绍说，“1965年，我应邀前往包括亚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以及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进行正式访问，先后次序是根据这些国家提出的日期和日程定好了的。但到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时，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来看了我。他手里拿着一份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说什么由于苏联领导人在原定访问期间‘突然很忙’，因此粗暴地要我推迟访问，而且对新的访问日期只字不提，我苦思冥想，是不是我在北京或平壤说过什么得罪他们的话呢？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也未曾要求苏联人对此作出说明。我取消了对其余国家的访问，直接回金边。”
西哈努克在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指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类行为是完全不符合他们认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概念的。我早在1958年3月22—29日这期的《柬埔寨现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这个方面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在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发现他们是真正尊重国家和个人的尊严的。”
西哈努克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周恩来总理谈到了大国沙文主义，共产党政府深知亚洲和其他小国对于它们应享有的尊严和联合国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能否落实是特别敏感的。在对待国宾的礼仪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构成了这方面的大部分幻想被破灭的基础，而亚洲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确存在这种做法，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有声望的亚洲人，对他们的荣誉问题比对金钱问题重视得多，要是重物质主义的西方人真能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准会大吃一惊。”
文章同时指出，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我们保持中立作了对比，而且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西哈努克继续写道，“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让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把这些人当作炮灰……但是，搞一支雇佣军队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这支军队愿意为付钱的人打仗的话，那么它不是也很可能背叛他，跑到肯付更多钱的新主人那边去吗？”
西哈努克说：“我用不着对这段话作任何修改，因为它在今天对尼克松主义以及什么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等等仍然适用，而且适用得更加维妙维肖。尼克松之所以最后遭到不光彩的失败，恰恰是由于雇佣军到了面临真正考验的时刻是毫无价值的缘故。”
“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咄咄逼人。”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从未说过：独立嘛当然可以，不过它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嘛当然也可以，但它必须是‘左派的’中立。只要独立和中立就行了，不用附带任何条件。对柬埔寨是这样，对整个东南亚也是这样。毛主席或周总理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西方领导人及其在亚洲的仆从们则总要对我来这一套。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并且通常先加上这么一段话：‘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可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更有效的帮助。’”
“我们得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施加这类压力。”西哈努克说，“我们经常从西方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而中国领导人则从来不主动地这样做。要是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时加上以下的保留：‘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种办法对你们也适用。”
西哈努克回忆道：“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柯西金总理那热情支持的表示声犹在耳，我曾天真地设想过抵抗政府可以在国外有两个中心。如果中国人同意的话，一个中心设在北京，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距离我国比较近并与北越接壤，而我们又必须依赖北越来转运供应品。另一个中心设在莫斯科，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由于莫斯科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接触比较多，所以它在这方面是个很理想的地点。我曾打算在这两个首都各住一半时间。可是，后来莫斯科不愿意再见到我。苏联政府宁可同朗诺保持关系。……那么，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的手段，中国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的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
“当我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泽东主席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记记帐。可是军人除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帮助，也同物质援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西哈努克说，“中国政府在我们组织起一支抵抗部队之前，就把一个新建的重要建筑群的一翼拨给我们抵抗政府使用。为我们提供极为方便的工作条件和一切设备，从临时的文书工作人员（在我们能从国外争取到支持我们事业的爱国人士充任之前）到一支汽车队和日用必需品，都是他们提供的。”
在1970年5月1日西哈努克与毛泽东会见时，他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毛泽东诚恳他说，“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600，1000，2000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在这里亲王回忆了和毛泽东主席一次妙趣横生的谈话，转引如下：
毛泽东：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西哈努克：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
毛泽东（大笑道）：你很聪明，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西哈努克：我獭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
毛泽东：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西哈努克：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的确，对我来说这些著作要比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容易懂一些。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读过马克思的某些选集。读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大武断，而且事情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