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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总务部报告。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抗战文艺》第三十七期
附：总务部报告
（三月二十日）
总务部的事务本来是随着别的部分的紧张与否而忽多忽少，忽忙忽闲的，所以很可以不用单独的报告。至于日常的油盐酱醋那些小事儿，就更值不得多费笔墨，只须看看账簿就能明白个大概了。
不过，每逢年会必须报告一番；四部俱全，各显神通，已成惯例，似乎未便三缺一，凑不成局也。
二十九年四月七日，总务部筹备好了在渝全体会员大会。开会时，由主席报告因调整会员登记，手续相当的繁多，可否将改选延期。当场一致通过。会后，总务部即协同组织部办理会员登记事宜，也就可以算作这一年事务的开始。
不幸，在四月后半月，暴敌即开始狂炸陪都，而临江门的会所不久即被波及。从这以后，整个的夏季总务部是在忙着怎样使会务不至于中断，怎样使会员互通消息，怎样使会员还能到会里来住，来帮忙。这差不多是救急的工作，让我们分条来说：（一）关于会所者：临江门的会所炸毁了多一半房屋，幸而重要的文件与应征的小说全被抢救出来。剩下的勉强可以住的屋子只有一间半，而总务部的干事与二三会员还恋恋不舍的住在那里，并且还设法约集尚未疏散开的会员们举行开会。
可是，暴敌的轰炸继续不断，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到六月十九与二十两日，重庆变成了火海。总务部无法不退出城去。幸而，我们在春初即在南温泉预备下了几间房——这几间房就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总务部把重要的文件都运到南温泉，干事与有家眷的会员们也都移到那里去。这样南泉便成了文协的第二个家。干事往来于重庆南泉之间，信函消息得以不至完全失落断绝。初来渝的会员，多数到那里去住，而因职务不能离渝的会员，也时常到那里看看。于是，房子虽小，而热闹非常，一间屋里有时候要睡上好几个人，亦感不以为苦——在危患中大家更彼此相爱，也更爱他们的团体。
不久，林语堂先生来到北碚，总务部负责人即在北温泉约集会员开会欢迎他，和新来渝的田汉先生与艾青先生。在碚的会员比在南温泉的还要多，大家都以为有设会所的必要，并推老向、以群、萧伯青等几位先生负责租房。虽然没有明白的说出，可是由客观的条件的决定，大家都似乎看出来：南泉距重庆较近，交通亦便，总务部应在那里，使文协的对外关系不至中断。北碚呢，距重庆较远，可是会员很多，就不妨作为研究部的“势力范围”，作出点事情来。到六月中，林语堂先生奉命出国，即将北碚寓所的大部分房屋让与文协，作为北碚会所。林语堂先生所有的木器都未带走，他声明借给文协使用，这样，没有费什么事，北碚的会所便成立了。
虽然有了北碚与南泉作文协的两翼，可是我们并没有忽略了重庆会所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城内的会所重新建立起来。临江门的房子将来怎样？不得而知。这时候，恰好一虹与之的二先生发现了四间房，虽被震坏，而略加修葺，仍可住用，且租价甚为合适。他们赶快通知了总务部，总务部即马上去把它租过来——这就是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我们的新会所。
由会所谈到经费，似乎是最自然的，让我们来报告吧。
（二）关于经费者：
在春天，我们的收入是仰仗着中宣部、政治部，与教育部的补助。可是，政治部的补助因手续的关系，往往不能按月领到。好在，那时候，物价还低，我们花钱又极谨慎，所以他强还能支持。赶到轰炸期间，物价渐高，而我们又增添了北碚、南泉两个据点，总务部的开销可就增加了两三倍。我们的一贯作风是绝对不把钱花费在吃咖啡、买沙发上；我们连吃一杯茶，即使是在开会，也由大家自己掏钱；我们的客厅只有木凳竹桌与铁壶粗碗而已。这办法，使我们省下钱，用到有用的地方去，而会中赖以未发生严重的经济恐慌。可是，轰炸期间，情形便不同了。我们没法不在北碚，南泉添置会所，而且会员之专靠写作收入吃饭者，因轰炸关系，又分外窘迫。所以，我们尽管还是尽力节约，可是不能不多尽心招待会员一些，这是人情。因此，单是总务部的开销，几乎就非五六百元不办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努力向政治部恳请，得蒙请发未领之款，且允以后按月发给补助。我们又向社会部申请予以补助，亦蒙批准每月补助三百元。这样，我们每月的收入比从前多了三百元。可是物价的高涨和开支的增多，还使我们不能不十分的节俭。北碚的会所，入秋以后，已没有多少人住宿，即将工友辞退，并停止生火，每月的花费——在冬季——只不过一二十元便够了。现在必须花钱的是重庆与南泉两处的开销和房租了。总务部能省一点钱，即可在出版方面和研究工作上多花一些。以前，我们的节约方法是绝无错误的，以后，我们还是本此原则，力求没有浪费。
我们的收入不多，所以能勉强支持而未至亏钱者，端在向来不肯虚费一文。但节流并不等于开源，以现在会务发展的程度而言，除了力求节省以外，我们还急需更多的收入才敷开支。
（三）关于职员者：
我们现在只有一位干事，连书记还没法请到，因为我们出不起相当离的薪资。因此，这一位干事就忙得要命，而且往往不能把事情全部按时办好。所幸者，出版部研究部和组织部都有几位会员经常的来帮忙，减少了总务部的麻烦，可是总务部自己所有的琐碎是没法请会员来帮助的，因为那都是跑路和购置或抄写的事，没人帮得上手，我们仿佛也不大好意思劳动大家。合理的解决，自然是多添聘职员，可是我们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津贴来！
（四）关于联络者：
象从前一样，凡是政府机关或民众团体召集的或发起的聚会，我们都热心的去参加。入秋以后，我们自己的会员渐次集合到陪都来，别的团体也和我们一样都积极发动工作，于是我们自己的会，和别人发起的会就不知有多少，而总务部之忙也就大有可观了。我们的各项晚会是每星期必有的，理事会是差不多每半月开一次，对新到渝的会员，我们也必须开个茶会欢迎。此外，被邀请参加的集会还有许多许多，我们都必尽到出钱出力的责任。最使我们头疼的，是春季所收到的会员登记表，到现在又靠不住了，又须改正，因为轰炸前所填具的通信处已又起了很大的变动——这差不多是永远也办不清的事，可是不把它弄清楚，就没法子开大会！
（五）关于账目者：
在万忙之中，我们算是把账目全算清，登入账簿，以便在开大会时请求会员推人查账。
好了，不必再往下写了吧。假若再写下去，我们的材料越多，或者就越使人头疼，因为收发多少件公文，怎样修理会所的屋顶，和每次开会到了多少人……都似乎不是什么有诗意的事呀！请去看研究部出版部和组织部的报告吧。假如他们都振振有词，就可以知道总务部是颇为忙碌，因为总务部是追随着大家之后，大家要开会，我们就先去收抬屋子；人家开完会，我们就得打扫地板啊。
载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抗战文艺》第五十四—五十五期
六月十八日报告
D前在政治部第三厅招待世界学联代表的时候，当场径组织“艺联”——全国音乐电影、戏剧、美术、文艺，各抗敌协会的联合会，并指定老舍代表本会。“艺联”的筹备会已开过一次，本会由老舍代表出席。
D“艺联”的组织，在筹备会这么决定：每团体指派代表三人，作“艺联”的理事会的常务理事会刚开过会，不便再召集会议，推定三位代表，就假三十一日游园会之便，众常务理事商议了一番，推定适夷、平陵、老舍三人为代表。“艺联”大概在本月十二日开成立大会。
D西安有非本会会员，在未得本会核准前成立本会分会已由组织部令其补行一切手续，并委托郑伯奇、丁玲就近处理此事。
D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开临时理事会，这个会是为讨论：值此军事紧张之际，在武汉召会员，有许多要到前方去服务，有许多要随着供职的机关而迁移，就是常务理事中也有奉命到别处去工作的，那么我们的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