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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汤教授的课，王石后脊梁浸出冷汗，便果断打消了要这40平方公里土地的念头。
尽管没陷在北海，但万科在此轮泡沫中也“闪到了腰”，万科参与开发的武汉万科广场、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福景大厦、天津金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都因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幸运的是，万科在1993年4月成功地发行了B股，从股市里获得了4。5亿港元，这笔资金让万科在国家银根紧缩的政策下，逃过了一劫。
同被列为房地产泡沫三大重灾区的还有广东惠州。今天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惠州的历史渊源：“20年前东莞是惠州的，30年前深圳也是惠州的，160年前连香港都是惠州的。”
随着90年代初流行一句口号：“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这座踌躇满志的城市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淘金者们纷纷来此开发房地产。炒卖地皮，抢购楼房，开发商开始了在惠州的“圈地运动”。据保守估算，当时全国各地有超过260亿的热钱涌入惠州，高潮时期上千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汇集当地。而大亚湾似乎更得到了外地投资者的青睐，1993年上半年，大亚湾开发区房地产开工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规划了30多幢高层建筑，最高的58层。
可是历史却跟惠州人开了一个大玩笑。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惠州绝大部分房地产公司纷纷关门，仅剩下数十家勉强维持运作，给惠州市留下近百栋烂尾楼。犹如一场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剧情尚未展开便落幕了，舞台上留下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道具。惠州成了与海口、北海齐名的烂尾楼城市，而惠阳和大亚湾则是惠州烂尾楼最为集中的地方，遗留了60万平方米的烂尾楼，50万平方米空置商品房，积压资金8。5亿元。惠州陷入了几乎瘫痪的境地，大亚湾开发停滞。
许多年后，经历过这次泡沫的房地产企业家再次相聚的时候，谈及当时场景时总会惺惺相惜地握住对方的手说：“水太深，才难舍难分。”
据说，七八年后一位到惠州考察的跨国公司总裁还很困惑：“惠州怎么会有这么多建了一半的房子？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事！”
对于惠州以及海南、北海，这里的确曾发生过事情，并且，那也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事，从而决定了它对今天乃至今后的启示也绝不会云淡风清。
实际上，这场疯狂的财富游戏并不只局限在当年的海南、北海、惠州这些“重灾区”。那时，只要是有点资金和实力的企业，都选择把资金投到房地产开发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当时珠海有一家国人皆知的著名民营公司——巨人集团，这家企业本来以高科技产品起步，中央领导每次来珠海考察必来巨人。但就在1992年，也许是有感于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公司决定建一栋巨人大厦自用。在讨论时，有人说大厦应该盖18层，因为18是个吉利数字，有人反对说18层有地狱之嫌，最后将楼高定在19层。但是，很快就改为了38层。可不久一位领导来公司参观，见这座大厦的位置非常好，就建议盖高一点，可以由自用转到房地产开发上。于是，巨人大厦又从设计中的38层改成了64层。再后来又有人觉得64层有点犯忌讳，于是巨人大厦又增高到了70层。结果呢？只挖了一个长约400米、宽约200米的大坑，资金链就断了，如日中天的巨人集团也因此而被拖垮。据知情人称，从38层之后，巨人大厦的楼层已经变成了数字游戏。对于这样的数字游戏，巨人集团的领袖人物史玉柱是有反思的，他后来总结道：“我们在做这一系列决策时，正赶上全国房地产热，全国在发烧，我们也跟着昏了头。”
房地产也罢，珠海也罢，对于史玉柱而言，无疑都带着宿命的味道。十多年后的2009年底，在那块荒芜已久、沦为废品收购站的巨人大厦旧址旁边，一个新的“巨人大厦”重新破土动工。赶来捧场的马云说了句俏皮话：“巨人重归故里，寻回失落青春。”看着新翻的泥土，再看着充满伤心往事的旧地，史玉柱这位商业强人百感交集： 他终于可以拿着在别处挣到的钱，回来疗治曾经的伤痛。
1993年的房地产狂潮让后来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泡沫经济”，随后也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宏观调控”。
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宏观调控，看似事发突然，但其实酝酿已久。1992年后，中国经济万马奔腾逐渐失控，固定资产投资超速增长，金融秩序紊乱，货币投放过大，通货膨胀席卷而来。
这是一次立竿见影的宏观调控，连西方媒体都评论说，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后果将不堪设想。
1993年6月——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初夏，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央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之后，中国房地产业开始脱胎换骨，面目改观。
时任建设部房地产司司长的谢家瑾，在分析1992—1993年间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特殊背景时，归纳出四点原因： 一是从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经过了一段“休眠期”，到1992年聚积了较强的爆发力；二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是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四是中国房地产业还处于很不成熟的状态。
不可否认，由于1992年、1993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度“泡沫”，使本来已属高价商品的商品房价格，一下子又跃上了一个高台阶。从此，中国的商品房就在贵得离谱的轨道上运行，远离了中国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
相对于那些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近乎绝望、欲哭无泪的人，提前从海南逃出来的冯仑、潘石屹等六个合伙人则气闲神定，寻找着下一个机会。他们正走在成功的路上。
1992年底，潘石屹到了北京，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怀柔县一位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说话开门见山：“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
没几天，工商执照就批下来了。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正好县体改办主任坐在旁边，两人边吃边聊。主任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四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可现在没人做。潘石屹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主任说，好哇，可是就怕时间来不及，要准备材料，下星期就要报上去。第二天，潘石屹就直接找到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贺阳说，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这是个好事，应该支持你们。
接下来，潘石屹开始跑发起单位，在一个朋友的父亲的帮助下，找到（‘文’）了中国工程学会（‘人’）联合会和（‘书’）中国煤炭科学研（‘屋’）究院，两家很快同意作为万通的发起单位，之后他们又说服了纺织部下属的中国华诚集团。
有了发起单位的盖章还要填注册资金的数额，潘石屹给冯仑打电话，问填多大。冯仑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咱们都在海南待过，8不就是‘发’吗？我们就注册八亿元吧。”
注册的新公司叫做“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材料交上去了，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很快批了。
公司注册下来了，融资八亿的权利也有了，但股本金没有到位就还是空的。北京市规定股本金两个月就得到位，否则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
几个人商量了半天，想到了广告。他们选的是《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整版的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他们起草时借鉴海南的叫法写成“招股通函”。
广告刊出后，不到一个月，股本金全部到位，异常顺利。
1993年，房地产市场面临宏观调控，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有意将阜成门“新世界广场”项目转出来，招股成功后，有了资金的“万通”就接下了这个项目。
“万通六君子”虽然经历了海南房地产大潮，但就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销售经验远远不足。于是，他们就请了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就是潘石屹日后的死敌——香港利达行邓智仁。那时，邓智仁刚刚从香港北上京城淘金，他揽下了新世界广场的销售代理。
当时，北京的房地产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根本谈不上什么市场概念，邓智仁将香港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手法带到了新世界广场，立马在市场上引起了轰动。北京万通新世界广场被誉为京城房地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