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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销中心的业务与倒卖玉米没有大的区别： 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买卖的关键是，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展销中心的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
我们必须说，这时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还不是人们日后所熟知的那家房地产公司，它还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原始积累。
王石日后举例说明公司是怎么赚钱的： 这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7元。所谓“外汇留成”并非现金，而是一种“配额指标”，它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国营外贸公司，最终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转移到了有官家后台的“倒爷”手上。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然后他从中国银行“顺利”贷到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汇给王春堂。一倒手，展销中心赚到兑换差价500万元。
这样的换汇倒卖看来比倒卖玉米要痛快得多。1984年前后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这样一条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外汇留成和配额指标以各种形式被贩卖到南方，它们游离于法律的边缘，促成了某些投机者的暴富。尽管这种换汇游戏十分活跃，但当时的法律却含糊不清，为投机者留下极大的斡旋空间。
七年后，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
1984年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悬念。这一年，一个略显戏谑和暗示意味的词迅速在中国大地上热了起来，并很快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它让人想入非非，也给人们带来了好奇和想象。
这个词，便是“下海”。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及特区的种种传说，在人们的心中渐渐发酵。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人“下海”改写人生，开始了寻梦之旅。
1984年，从甘肃天水农村走出来的潘石屹，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被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的聪明和对数字天生的敏感，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并被作为“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
潘石屹后来是这样叙述当时境况的：“大家都守在机关里坐着，我觉得20出头就在机关里坐着，开始比较新鲜，什么都不干，工资还比较高，下面的人还给我们送点苹果、大米什么的。有的下面单位还给我们送豆腐皮，大家高高兴兴的。但是坐了半年时间，觉得特别没有意思。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陪她去仓库领桌子椅子。想不到这个女大学生特别挑剔，不停地埋怨这张桌子不好，那把椅子不行。潘石屹劝她：“不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吗，能凑合着用不就行了。”不料，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伴我一辈子的。”听者有心，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 难道我这一生将与这套桌椅共同度过？
正在思变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潘石屹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由于很难回答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老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件。”
这也许是有人第一次对他解释财富是怎么回事儿。
潘石屹突然坐立不安起来，下海创业的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在他心头蔓延。春节一过，他便变卖了所有家当，辞职南下深圳。
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
到达深圳南头边检站时，他身上只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特区通行证，如割肉一般忍痛从这笔“创业资本”拿出50元请人带路，才从铁丝网下面爬进了深圳特区。
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深圳，潘石屹突然觉得这儿真是天堂。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干出一番名堂来！
1984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莫里斯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庙的北京正在着力向东发展：“以耸立在北京东郊的长城饭店为圈子，这里聚集了与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一些外国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动物园旁边的老莫斯科餐厅了，而是在长城饭店大堂慢慢品尝牛油蛋糕。这里，除了窗外的空气是中国式的，到处弥漫着西方物质主义的文化时尚。
一个时代的转变常常是从最小的变动开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觉到。
在一家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任志强，就是属于这很少的人。
这个下过乡、当过兵、1981年转业、舍弃到公检法工作的机会，比王石小两个月的男人，当了三年的副总经理，卖了三年的油条，也数了三年的钞票。虽然找到了发财的机会，但他正郁闷着呢！自古能人遭人嫉，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上级主管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并派工作组进行整顿。
何去何从？任志强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此时，国家实施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政策已经在特区试行。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十分灵敏的。相关文件一出台，他就开始琢磨了，这里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房子应该可以吧。
真可谓想啥有啥，任志强很快梦想成真。
总之，在1984年的某一天，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首任总经理戴晓明来找任志强，了解他一位下属的情况。
介绍完那个人的情况后，任志强和戴晓明聊起了关于企业发展的话题，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等。
当时，华远刚刚组建，对于从未搞过企业的戴晓明而言，一切都是新的。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市场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他说晕了。谈话中，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非常诚恳地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加入华远。
其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企业。任志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绝不去国有企业。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任志强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明确提出： 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做一个领导，也不愿意做一个国有大企业里的副手。
戴晓明明明白白告诉他，为实施旧城改造，西城区政府用借来的20万元于1983年成立了华远公司。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说白了就是挂着国有的虚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有灵活性的。
戴晓明当即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
两人一拍即合，任志强由此进入华远，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部门经理。
戴晓明的邀请让站在十字路口的任志强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平台。
到了华远，戴晓明让任志强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这彻底改变了任志强的从业方向。当时对房地产还了解甚少的任志强一下子就成了施工队的队长，没成想一举成名，于是涉足房地产的脚步一发不可收。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中，开始了辉煌的奋斗史。
这年秋天，在浙江东阳县，一个叫楼忠福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突然发动了一场“抢班夺权”行动。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舞台，成为房地产界瞩目的表演者。
谈到这位楼总，还是得先追溯一下他的出身。楼忠福的父亲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长大，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后，楼忠福在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拔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
1984年，已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六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楼忠福回忆当时的情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