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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冈来了。这时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们都已先去了火车站，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妻子。吉阿对我和随行的一些随侍们用命令口气说：
“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的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应从沈阳走，为了躲避空袭，改走了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却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日本士兵和宪兵厮打着……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弥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在当时，这一切在我的眼里却都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的房间隔音不好，所以成天闹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了下来，磕了一阵头。
磕完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节要听盟军的了。”
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退位诏书”。我站在犹如一群丧家犬的大臣、参议面前，照着念了一遍。这个第六件诏书的字句已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仰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担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可算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人了。
我假如知道，我这时的身价早已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同时宣布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苏联指挥官对他们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啦，这又捞着啦！”第二天，伪大臣们应邀到达了苏军司令部，等着苏军司令的委派，不料苏联军官宣布道：“都到齐啦，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
八月十六日，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禁卫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就把随我来的一连禁卫军缴了械。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
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火车能到日本吗？”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三天，你和皇后他们就见着我了。”“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呀！”“过两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
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死亡，哪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飞机上。这天上午十一时，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那另一架飞机。
等候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来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
由于这个变化，我没有能够到日本去。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载往苏联去了。
第七章 在苏联（1945…1950）
一、疑惧和幻想
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是弟弟、妹夫、侄子们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糊糊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儿，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仄，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忽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来！”
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蒋介石派来接我们的。其实，说话的不过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蒋介石移交呢！但我犯起疑心病来，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恐惧心理，我怕什么，就疑心什么。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我认为这次未去日本，没被中国人捉去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我自以为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其实这也是糊涂之极，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反苏的基地，好像可以不算在账上似的。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又继续走了大约两个小时，进了一个山峡间，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见这座漂亮的建筑，就有人小声嘀咕说：
“这是一家饭店呵！”
大家都高兴起来了。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和一些苏联军官。我心里想，那位穿便衣的大概是饭店经理吧？一听他说话，知道又弄错了。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少将的样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厉。他宣布完了命令，就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
“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
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在午晚之间还有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广播收音机，有书报刊物，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这比我在伪满帝宫里的生活好多了。首先，我身边没有了那个吉冈安直，没有了随时被暗害掉的危险。其次，在这里还可以出去散散步，到山上玩玩雪，这在伪满帝宫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只是但求活命，只要能保全性命，我的愿望足矣。
住了不久，我又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够我后半生用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拘留到何时呢？问不出来。会不会要引渡到蒋介石那里去呢？这个危险仍存在。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办法：上书给苏联政府。
我在苏联五年，除了口头以外，共上书三次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到赤塔不久申请了一次，两月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