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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是我接电话时热油燃成了火苗，还是我晃晃悠悠走回了客厅或上楼去了洗手间，却压根儿忘了饭已经做上了？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本告诉我是个意外，他是好意。家庭生活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埋伏着无数危险，换一个丈夫可能已经指出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可能已经难以自控地占据了理应属于他的道德制高点。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露出了微笑。
我翻看着那些照片。其中一张上戴着塑料牛仔帽和黄色围巾的亚当在用塑料来复枪瞄准拍照人，另外一张上他大了几岁；他的脸瘦下去了一些，头发开始变黑。他穿着一件衬衫，纽扣扣到了脖子，戴着一条儿童领带。
“这是在学校照的。”本说，“正式的肖像照。”他指着照片大笑起来：“看。真丢脸，照片都给毁了！”
领带的橡皮圈没有塞好，从领带下露了出来。我摸着相片。它没有毁掉，我想，它十分完美。
我试着记起我的儿子，试着看见自己拿着一条松紧领带跪在他面前、梳理他的头发、或者从擦伤的膝盖上抹掉已经凝结的血。
没有记起什么东西。照片里的男孩有着跟我一模一样的嘴，眼睛隐约跟我的母亲相像，但除此之外他可以算作是个毫不相干的人。
本拿出另一张照片给我。这张里面亚当的年纪大了一些——大约是五六岁。“你觉得他像我吗？”他说。
他拿着一个足球，穿着短裤和白色T恤。他的头发很短，上面的汗水让它结成了一个尖角。“有点。”我说，“也许。”
本笑了，我们一起看着照片。大部分是我和亚当的合影，偶尔有一张他的单人照；一定大多数照片是本照的。其中有一些是亚当与几个朋友在一起，还有几张照的是他在一个派对上，穿着海盗服、手持纸板剑，有一张上面他举着一只小黑狗。
照片里塞着一封信，用蓝色蜡笔写的，寄给圣诞老人，歪歪扭扭的字写得满纸都是。他说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只小狗，并保证会乖。信件落了款，他还加上了他的年龄。4岁。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封信时我的世界好像崩塌了。悲痛像一颗手榴弹一般在我的胸前炸开。原本我感到宁静——不是幸福，甚至不是克制，而是宁静——可这份宁静已经云雾一般消散，在那层面纱之下是刺痛。
“我很抱歉。”我说着把一捆照片还给他，“我做不到。现在不行。”
他拥抱了我。我觉得嗓子里泛上一阵恶心，却又把它吞了下去。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告诉我会没事的，提醒我说他在这里陪着我，他一直都会在这儿。我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摇晃着。我感觉到麻木，灵魂飘出了我们所坐的房间。我看着他给了我一杯水，看着他关上装相片的盒子。我在抽泣。我能看出他也很难过，但他的脸上似乎已经渗进了别的表情，可能是听天由命或者接受现实，但不是震惊。
我不寒而栗，意识到这一切他都已经经历过了。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个新伤疤，它早已深埋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的根基，而不是动摇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只有我的悲痛是崭新的，每天都是。
我找了个借口来到楼上，去了卧室，回到衣柜边。我继续写。
*****
这些争分夺秒抢来的时刻里，我跪在衣柜前面、倚在床上写。我很狂热。狂热像潮水一般从我的体内涌出来，几乎不假思索。写了一页又一页。现在我回到了这里，而本以为我在休息。我停不下来，我要写下一切。
我不知道我写自己的小说时是否就像这样，字词喷涌而出落到纸面上；还是会慢一些，更加深思熟虑呢？我真希望自己记得。
下楼后我给本和自己各冲了一杯茶。搅拌牛奶时，我想着我必定给亚当做过无数次饭，煮过蔬菜浓汤、搅过果汁。我把茶端给本。“我是个好妈妈吗？”我说着递给他。
“克丽丝——”
“我一定要知道。”我说，“我是说我应付得怎么样？怎么应付孩子的？他那时一定还很小，当我——”
“出事故的时候？”他插嘴说，“那时他2岁。不过你是个很棒的妈妈。直到出事。后来，嗯——”
他不再说话，吞下了下半句，扭开了头。我想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他觉得不告诉我更好。
不过我知道的已经足以填补一些空白。我也许记不起那个时候，但我可以想象。我可以看到每天有人提醒我说我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告诉我我的丈夫和儿子正要前来探望。我能想象自己每天像从未见过他们一样跟他们打招呼，也许稍微有些冷淡，或者干脆一副茫然的表情。我可以看到我们经历的痛苦，我们所有人。
“没关系。”我说，“我理解。”
“你照顾不了自己。你病得太重，我不能在家照顾你。你不能一个人待着，几分钟也不行。你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你以前还走丢过。我担心你可能会自己洗澡忘了关水龙头，或者要自己做吃的结果忘了东西已经做上了。我管不过来，所以我待在家里照顾亚当，我的母亲也在帮忙。但每天晚上我们会来探望你，而且——”
我握住了他的手。
“对不起。”他说，“想想当时，我只是觉得太难了。”
“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不过我妈妈呢？她有没有帮忙？她喜欢做奶奶吗？”他点点头，看上去似乎想要说话。“她死了，是不是？”我说。
他握着我的手：“她几年前去世了，我很抱歉。”
我是对的。我感觉头脑已经停止了运转，似乎它无法再接受更多悲伤、更多破碎杂乱的过去，但我知道明天一觉醒来这一切记忆都会消逝。
我该在日志里写什么才能让自己熬过明天、后天以及再往后的每一天？
一幅图像飘到了我的眼前。一个红头发的女人。亚当参军了。有了一个名字，不请自来。克莱尔会怎么想？
就是它，我朋友的名字。克莱尔。
“克莱尔呢？”我说，“我的朋友，克莱尔。她还活着吗？”
“克莱尔？”本说。他一脸迷惑地盯着我好一会儿，接着变了脸色。“你记得克莱尔？”
他看上去很惊讶。我提醒自己——至少我的日志是这么说的——几天前我告诉过他我记起她在一个屋顶上参加派对。
“是的。”我说，“我们是朋友。她怎么样了？”
本看着我，表情颇为悲伤，一时间我愣住了。他讲得很慢，但他说出的消息并不像我担心的那么糟糕。“她搬走了。”他说，“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我想肯定差不多有20年了，实际上就在我们结婚后几年。”
“去了哪儿？”
“新西兰。”
“我们有联系吗？”
“你们联系了一段时间，不过又断了，以后再没有联系。”
这似乎并不可能。我最好的朋友，在国会山记起她后我曾经写道，而且我感觉到一种跟今天想起来她时一样的亲近。不然我为什么会在乎她怎么想？
“我们吵架了？”
他犹豫着，我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盘算、应变。我意识到毋庸置疑本知道什么会让我难过。他有多年的时间来了解我可以接受什么、哪些是最好不要碰的雷区。毕竟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番谈话。他有过多次实践的机会去学习如何选择路线，如何小心绕开那些会破坏我生活的道路、跌跌撞撞地把我送到别的地方的话题。
“不。”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没有吵架，总之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觉得你们只是疏远了，然后克莱尔遇见了一个人，她嫁给了他，他们搬走了。”
这时我面前浮现出了一幅图像。克莱尔和我开玩笑说我们永远不会结婚。“挫人才结婚！”她把一瓶红葡萄酒举到嘴边说，我在附和她，与此同时却心知有一天我会做她的伴娘、她会做我的伴娘，我们会身穿婚纱坐在酒店房间里，一边从香槟杯里小口喝酒，一边让人为我们做发型。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爱意。尽管我几乎记不起我们共度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而且就连这些残留的记忆明天也会消散——不知为何我感觉到我们仍然心心相通，有那么一会儿她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我们去参加婚礼了吗？”我说。
“是的。”他点了点头，打开腿上的盒子翻了起来，“这儿有些照片。”
那是些婚礼照片，但不是正规的结婚照；照片又模糊又黑沉，是个外行照的。照相的是本，我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