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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就大体而论，本来就足以表示他们信仰的要旨的。
因为这样，所以教会的地位比较从前更是巩固了。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把他们的二十五条党纲，认为是一种确立不移的基础。
不论现在在未来，我党同志的任务，不在批评或是更改这等的主要原则．而在坚持信奉，把自己和主义打成一片。
这新运动就是依照这主要原则而定名的，它的党纲，也是根据主要原则而草成的。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含在民族主义的意义的；同样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有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意义的。
倘使要把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完成，那么，不是绝对的深信这种思想不可。
民族社会主义，在权利和主义上，都应该有明确的宣布：凡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范围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义的观念的，那是他的基础大都是虚伪而不足相信的。
各种派系的派别一不管它是小组织也好大政党也好一大都喜欢把“民族义者’’为向人自命其实，这一个名词的由来，实在是受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否则，各种会系等等，甚至竟不能说出“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名词；这名词对于他们，实在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和他们的领袖，和这种思想无关。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是第一个和这名词发生一种重大意义的，而现在竟被众人所通用了。
我党的运动，从宣传工作方面，充分地证明民族主义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党，他们为了利益的驱使也来冒称说他们和我党的有着一样的志愿的。
第六章 初期的奋斗一演说的功效
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刚在开第一届大会，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
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
每一次开会，济济一堂，到会的有增无减，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议程，大都是先论“战争的罪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在这个时候，慷慨激昂的演说，十分的适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那么这个民众大会，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
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群众每有起来辩沦的，说“那么布勒斯·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条约又怎样呢？”群众叫嚣不已，扰攘，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
唉！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他们不知道，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不知道这种和约，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
马克斯党破坏工作，敌人的毒害宣传，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战祸里的责任问题。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
当强有力的敌人．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去欺骗着群众，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那么，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自然易于受欺，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即使完全是虚幻的）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
最后一次，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对于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竟张大其辞，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许多所谓“民族主义”的人物、政党和协会行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做，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同声附和，赞助犹太人去反对一种蛆织，这种组织，在我们德国人遭此存亡关头的时候，都应该看怍是在这腐败社会中的一线曙光。
当那些没有国藉观念的犹太人纵慢慢地置我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为有所谓“爱国者”的朋友，竟愤然反对有勇气的人和制度，要知道这种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们是尽力图想脱离民族犹太人同盟的羁绊，要靠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反抗国际毒物的。
敌人对我们的辩论，有着他们的一定的争点，他们反对我们的要点，在他们的演说中，也再三的有着攻击我党主张的理由；从这种同样原辩论来看，已经足以显示出对方有着一贯的训练了。
事实上确也是这样现在我已发同了一种方法，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们的宣传失掉效力，而且还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这真是足以自豪的。
这样两年以后，我已经十分精于这一种技能了。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每在演说之前，必定预先猜想在讨论中将在那种形工和性质的论辩发生，因此我在演词的前段，先把敌人的理由驳斥得使他体无完肤，这方法就是把对方一切可能认辩完全说了出来，来证明他们是虚妄。
而无价值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可以说明我在任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军队演讲凡尔赛和约时，为什么把讲题改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尔赛和约的比较”的缘故。
因为在第一次演后的讨论中，我就确切知道了他们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约的真相，因为他们早已受了他们党中有效的宣传的影响，便认该和约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压近行为一种。
成千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仅仅认为我们在布勤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恶所应得的果报，这种谬妄的见解，实因用谎言继续着欺罔民众而致此的。
于是他们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任何举动，都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痛恨这种举动。
因此，那可耻而又可怕的“赔偿”一词，便就能通行德国了。
我在演讲的时候，同时提出丁这两种和约，拿来互相比较，使大家明白那一种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种是反人道的，结果成绩很好。
在干百万听众的脑海里因此不再存有这种谎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们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谎言了。
这种集会，在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已经借此而慢慢地成为群众大会演说家了。
在容纳一千听众的大场中，应该需要的沈痛语调和姿势，我已经弄得十分的热了。
我们在最初几次的集会在桌子堆放着许多传单报纸及各种小册子，然而我们所赖靠的只是言词，因为心理的关系，只有言词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转变。
演说家可以时时受着听众指导，使他能够矫正他的演辞，因为他可以观察听众的面色，就能推测到听众是否对他的演辞能够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辞能否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于著作家，那是和读者并没有一面之缘，所以作家不能依当前听众来修饰他的词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来说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不有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很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
还有他如果知道听众对他的论辩有了怀疑，就应该另行举例证来反覆说明，并且把听众尚未说出来的反驳，先行说了出来，这样断续的做下去，直到最后的反对者，也从态度和面色上的表现显示信服时为止。
一切听众的成见，演说家往往用这方法去破除的。
因为他们的成见并不是起于是理智的认识而是起于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这种和性上的压恶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见，他的困难，比较去矫下由错误的知识则生出来的意见困难万倍！一种愚昧和错误观念，可以由教导而去铲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来的阻碍，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