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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室定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将天下各部首领封个遍，于是又有了国。《左传》有云“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者，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谓之诸侯。天子之下有诸侯，诸侯之下有卿大夫，大夫之下有士，士之下才是百姓。嫡子承统，庶子封国，宗法之制有了。“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井田制也有了。有了礼、有了诗、有了乐，原来文教也可巩固权力，可以让百姓知道尊者想让他们知道的东西，当然也可粉饰不想让百姓知道的东西……一切统治手段应运而生。
国家安定了，百姓顺服了，可外敌却打进来了。四夷交侵，中国危矣。周平王东迁洛邑，郑庄公射王中肩，天子的神圣被戳穿。于是诸侯征战不休，谓之春秋。齐桓公尊王攘夷，没能撑起王室；宋襄公空抱仁义，却被人打倒在地——世道变了，人心不古！秦穆公打不进中原，独霸西戎。北边出了个晋，南边兴起个楚，南北争霸百余年，最后结果呢？晋国卿大夫做大，郤氏、栾氏、智氏、范氏、中行氏、韩氏、赵氏、魏氏，国君衰而大夫兴；吴越本楚国之南蕞尔小邦，却把南方霸主弄倒了——南北两霸其实都栽在自己手里！本来嘛，既然诸侯能推倒天子，大夫凭什么不能推倒诸侯？礼坏乐崩，越来越甚。
三家分晋、田代齐姜、戴氏夺宋；鲁国三桓主政还不算，又冒出个阳虎，大夫篡诸侯还不够，士又要起来篡大夫的权了，世人野心都暴露出来，这便到了战国。春秋无义战，战国更不可问！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满口仁义道德，满腹阴谋诡计，强权的世道、武力的世道、血腥的世道。秦能胜利是因它枪矛最利、武力最强，伊阙之战杀韩魏联军二十四万、长平之战坑赵国四十万众，血雨腥风惨烈至极；燔诗书而明法令，法家鼎盛莫过于斯。
秦嬴政一统天下，废分封而行郡县，号称始皇帝，欲传之万世，结果两代就完了。一味强权不能使人顺服，况乎你能为之，别人就不能为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籍本是楚国贵族后裔，高祖的出身不过一亭长，但是迂腐斗不过机变、意气斗不过理智，历史不可能倒退。高祖虽反秦，却要当秦始皇那样一言九鼎的皇帝，于是杀韩信、杀彭越、杀英布，张敖虽是女婿，也被折腾得半死不活。白马盟誓，非刘不王。可一家子就相安无事吗？孝文帝逼死淮南厉王刘长，孝景帝防着梁孝王刘武，七国之乱刀剑纷飞，一家子也信不过了。
孝武帝一道推恩令，诸侯都入了圈套，大家子不斗了，自己小家子斗去吧。亲戚放心了，大臣又不放心，于是有了刺史、有了尚书，丞相都要靠边站；说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此儒非彼儒，不过就是层脸面，告诉世人天子是天之子，必须无异议遵从，造反不得！算缗平准盘剥百姓，征战匈奴民不聊生，提拔酷吏大兴牢狱，巫蛊之祸连太子都逼反了……可是武帝能永远不死吗？天子别真把自己当天之子，早晚都有那一天！孝宣帝绝顶聪明，反正不就是内为霸道、外为王道吗？把两面都做圆满不就得了？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明，则国安而民治。用儒士最好，不是才智高，而是好摆布。但若都是这帮圆润无骨的家伙当国，他们就该合伙糊弄皇帝了。宣帝明白这道理，遂有汉室之鼎盛，但他儿子元帝却不明白，好心反办坏事。你若破罐破摔，老百姓还真就不买你账了。皇后王政君本一介宫女，谁想到后来那等势派？王家子侄相继当政，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直到王莽！
王莽当初还不是被百姓推戴过？说他虚伪，帝王有不虚伪的吗？说他奸诈，帝王有不奸诈的吗？崇周复古一场闹剧，世道是变不回去的。他说“王田私属”，均天下之财，靠谁？还不是靠官员去搞，叫那些人拿刀割自己肉，可能吗？天真得可笑，执著得可恨！他称帝时万民敬仰，他死时万民唾骂。好啊！极好！不过大家似乎忘了一点，当初你们不曾对他高喊万岁？不曾摇旗呐喊、推波助澜、逢迎欢呼？他倒了，于是大恶已除，大家解脱，一句“情势使然”便心安理得，难道不必自我反思了？不必摸摸良心吗？什么时候天下人都能学会自我反思，这世道就快好了吧！
王莽死了，却没死透。最可惜的是他不该死的部分死了，该死的部分却一点儿没死。他曾设想一个大同之世，敢为前人不敢为之事，勇于探索新的道路，这些锐意进取之处全死了。活着的却是他宣扬的谶纬，是他神化的君权，光武帝都保留下来，修明堂、辟雍、灵台，宣布图谶。不否认光武乃一代明君，但世道却不复往昔，从此只剩下君权至上，只有墨守成规……决定我们这个国度命运的往往只是个人私欲，那些超越亘古的种种变革说穿了最初皆是当权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宜之计，所以越是重大事件越瞧不清本来面目！
想到本朝之事，仲长统不禁叹口气，伸出颤抖的手臂，握住自己撰写的书籍——他们这一派的学者本是起自王莽时重用的扬雄，后有桓谭、王充、王符之流。这一派虽出于儒家，却是批判武帝以来官家之儒，欲复孔子之真儒！
扬雄拟《周易》而作《太玄》、拟《论语》而撰《法言》；桓谭著《新书》论古今之道，批判谶纬；王充作《论衡》否鬼神之谈；王符作《潜夫论》述世情善恶。仲长统坚信《昌言》不输前人之作，从古至今没人似他这般勘破乾坤，但他又得到什么呢？
扬雄之所以显
名一时，只是王莽将其当做改换天命的一颗棋子，最后险些坠楼而死，成了笑柄。桓谭因批判谶纬被光武帝逐出洛阳，忧愤而死。王充才智虽高，仕途不过功曹；王符更是终身不曾为官。即便他们标榜的那位孔夫子，生无尺土、幼年失父、周流应聘、困厄陈蔡、削迹绝粮、死于阙里。圣人先哲尽皆如此，仲长统的落寞结局难道是意外？
他不再奢求什么，只想死前再看看自己写的书，唯恐自己将成为这部书的最后一位读者——因为他明白，后世君王也要以天命自诩，而且也要以世族豪强为政，如果连曹操这等“离经叛道”之主最终都不能采纳他的想法，后世帝王更不会接受了。这部书必将淹没于历史长河，洋洋洒洒三十四卷文章，不知千载之下能残存几章几句。仲长统紧紧攥着他的书，对后世充满了迷茫——
中兴二百载，我们做了什么？无外乎两件事，以儒家经学为治国之本，以豪强士族为统治之臣，剩下就是无休无止的外戚、宦官之争，没完没了地跟羌人、鲜卑交战。昔日儒墨两家并称显学，一定是有道理的，儒家重礼法等级，墨家讲兼爱尚同。孝武帝独崇一家本已偏颇，况乎又以公孙弘之类伪学者为儒宗，儒家成了帝王的光鲜脸皮。王莽搞谶纬变本加厉，光武“从善如流”更加推行，皇帝变成了神。连最昏庸的孝灵帝尚要勘定六经，别的他不知道，就知道以官家学术桎梏人心，要保住他那张位子！这岂是儒家本意？
孔夫子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孔夫子也未必非以周礼为尊，不过是周礼临近可证，若夏礼、殷礼流传不衰可正世道，又有何不可？古之儒者，执著而不失变通，仁爱而不无刚骨。国家以何种法则治理本无所谓，重要的是使天下安、使百姓安。若一味把某种思想当做自己独霸天下的挡箭牌，还口口声声为百姓、为社稷，那就是独夫民贼！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人事为本，天道为末。
至于以世家豪门垄断朝堂，虽属无奈，但这也是帝王保住其位的办法。毕竟以所谓经义起家之人还算是自己人，他们固然会侵凌帝王利益，欺压良善给朝廷招怨，但他们终是一起压抑芸芸众生的。虽说秦汉行郡县已久，但从古至今朝廷的政令都只能推行到县一级，至于乡野村庄以下，那就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