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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每个部分都参与创作，就像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做的那样，但是《心神迷乱》成功后，有歌曲作者带着很棒的歌来找我。尽管我想尽可能自己写，但是拒绝一首别人已写好了的好歌是一种自负。要是这首歌是我写的呢？这是一首绝好的歌。我外婆有一句话：“不要对别人给你的礼物吹毛求疵。”
我回到旅馆的时候特别兴奋。史蒂夫还给了我一张歌曲CD，我在回来的路上用我的立体声听着，里面有《不是那种女孩》，这首歌是他和大卫·弗兰克共同创作的。他后来告诉我和他合作的另外一个作者是英国人。也许我认识他？他的名字是安德鲁·弗兰普顿，他在巴恩斯的奥林匹克制作室工作。这太有趣了，因为我经常去奥林匹克，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他。
史蒂夫告诉我他计划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来英国和安德鲁合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们确实这么做了。合作了两首歌，《不骗没收获》和《它自己的思想》。2001年春天我们又聚到一起，那时我录制了另一首基朴纳和弗兰普顿合作的歌《纯情女孩》，这首歌成了我的第一支单曲。
音乐圈是一个很小的世界，迟早你都会发现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地方与另外一个人发生联系。安德鲁·弗兰普顿也和克里斯·布雷德合作写歌——我和他们一起写过一首歌，叫《谢谢你》，这是一首写给大卫的情歌。
A&R代表“艺人和曲目”，一个A&R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你找好歌。我刚刚从洛杉矶回来就接到了阿什利·牛顿的电话，他原先是“辣妹”的A&R，现在他的基地在洛杉矶。
“我找到了这首歌，”他告诉我，“它很棒。我喜欢它。你听过后尽快告诉我你的感觉。”
他是对的。《我希望》是一首好歌，但是试唱歌手是个地道的黑人节奏蓝调歌手。它真的适合我唱吗？事实是假如你得到一首好歌，你可以灵活处理它。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流行音乐，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节奏蓝调，你可以放慢节奏，你可以加快节奏。一首真正的好歌，只要你抓住它的核心，你想怎么唱都可以。
我想改变一下它的基调。
不，当我到达洛杉矶的工作室时，歌曲作者对我这么说。你不能改变它的基调。他们的名字是索尔·夏克和卡林，他们原本来自丹麦，但是在洛杉矶已经生活、工作了好多年了，为惠特尼·休斯顿这样的人写歌。
和瑞特·劳伦斯、史蒂夫·基朴纳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在这家工作室，我却感到另外一个极端。它绝对让人敬畏。录音棚蒙了一层钢板的门上挂了一只牌子：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时间！不得进入！那真是我的快乐时光。
我已经请阿什利转告他们，这首歌不着我的调，对我来说，调子太高了。显然他已经忘了。然后他们又放了一遍音乐，确实很棒。
他们俩都笑容可掬。索尔·夏克的穿着和大卫非常相似，猛一看这就是大卫——软底运动鞋、宽松的牛仔裤、宽松的T恤衫——这让我非常不安。卡林的个头要小得多，稍胖一些。两个人都很酷。
“可是我想这个调对我有点高。”
“不算太高，这个调位听起来很不错”——关键还是进去调整一下，他们说。他们已经决定这首歌就这样才行。尽管我感到不舒服，我想做的就是溜之大吉，但是，我决定至少我应该到录音棚里去试一试。
长话短说，我进去了，调整了一下，听起来非常好。继而我又和他们合作写了另两首歌，《你在说什么》和《闯入我心扉》。
这是非常愉快的一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努力过，但是我确实给自己施加了压力。布鲁克林在那儿陪我是有帮助的。我妈妈和桑德拉都过去帮我带他。事实是没有他们我完不成第三张专辑。大卫的妈妈带小孩太好了，那么耐心，总是陪他们一起玩，还给他们读故事。她现在说她真希望接受过儿童护理培训。现在她有三个孙子、孙女。除了布鲁克林，还有大卫姐姐琳恩的孩子乔治娜，大约和利伯蒂一般大；还有弗雷迪，2001年初出生。那次旅行中布鲁克林最高兴的是去迪斯尼乐园，在我的休息日我们大家一起去的。
只有当你和一个小家伙一起去时，你才会真正欣赏到它的奇妙。
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索尔·夏克和卡林带我出去吃饭，他们坦白说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想和我合作。
“我们可以因为你们卖出去那么多唱片而尊敬你，可‘辣妹’演唱的不是我们这种音乐，”他们解释道，“但是阿什利是非常好的A&R，他说服了我们与你合作。”
阿什利走进一家他们正在用餐的饭店，送给他们一份《Elle》杂志，里面有一页标注着我在某地与两只德国种的短毛猎犬的合影。我和这两条狗站在那儿，基本上只穿了一条开士米内裤。里面附了一张便条说：“你们真的不想和这个人合作吗？”
他们大为赞许，说他们被我的职业精神彻底征服了。是的，我真的能唱歌。
几个月前，当我和戴恩一起乘火车从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回来时，我们开始把一些歌词、旋律方面的想法写出来，一下子我们酝酿出了一首非常好的歌。我们应该请谁来制作呢？我立刻想到了小哈维·梅森，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罗德尼·杰金斯在一起。最近保罗·麦克唐纳刚刚送来一首他的歌，叫《永远做我的宝贝》，我非常想录制这首歌。结果发现戴恩曾经和哈维一起和“超凡四帅”合作过。哈维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师，他的父亲，哈维·梅森，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鼓手。
因此戴恩的唱片公司把这件事作了安排，我们和伦敦的一家录音棚约定了时间，是9月份。然后我就患上了脑膜炎。录音棚已经定好了，所以戴恩和哈维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虽然我心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在场。我的身体在奥尔德里—埃吉，躺在床上，拉上了窗帘，戴着太阳镜。但是我能讲话，所以戴恩每隔大约5分钟就打来电话，问“你认为这个怎么样，维珂？”我们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在洛杉矶和索尔·夏克以及卡林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在希思罗机场，正在过境，等候去曼彻斯特的航班，大卫将在那儿接我们。布鲁克林跑来跑去，兴奋不已，因为他就要看到爸爸了。
电话是保罗打来的。
“维多利亚，你确实不会喜欢这个，但是我要你明天飞回洛杉矶。小哈维·梅森有几天空闲时间。”
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太累了。脑膜炎过后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大卫了，而他也非常希望见到布鲁克林，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呆在一起。
“问一下他们能否请他换个时间。我想休息几天。”
但是哈维和另一个歌手已经约好了。
“我非常抱歉，保罗，但是我只能说不。我的家庭太重要了。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这么做。”
尽管这些歌曲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它们只能等一等了。
如果你是4个人或5个人中的一员，你很难优先考虑你的家人，尽管他们值得你这么做。但是现在我独自一人，情况就不一样了。生病期间我已经想好了，在我的单飞事业中，无论我做什么，我的日程安排必须围绕大卫和布鲁克林。
我到家还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保罗。
哈维已经决定取消了与另一个歌手的预约，并且将于几天后到达。
我们在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进行录音，“辣妹”第三张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在那儿录制的。第三工作室是我最喜欢的录音棚，它的后面有一个停车场，从卡姆登过去一点就到，因此这对我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工作相当辛苦，通常一个星期只录两首歌，但是我们录四首，这就意味着要全天工作还要加上半个晚上。和哈维搭档的家伙叫达蒙·托马斯，他曾经和“娃娃脸”乐队合作。我非常崇拜达蒙，他与人合写了那么多一流的节奏蓝调热门歌。我们录制了《女友》和《永远做我的宝贝》，还有一首关于布鲁克林的歌，叫《与你同行》。很多时间我都带着布鲁克林，那是一个人干最大的好处。这是我的录音时间，因此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到处跑跑，那没问题。
我不是歌唱家，我也从来没打算成为流行歌手，我要做一个表演者，那是我最擅长的，给人们以享受。但是既然我有机会展示一下我究竟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