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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座位上时，比赛刚刚开始。球场保安终于出现了，大约六个人，就像四轮驱动汽车的保险杠，不问任何问题，只是把人向后推。原来，他们把球员通行的地方用绳子隔了开来，难怪这地方拥挤不堪。
大卫看到我时，他的脸上又绽开了那种笑容，一如往常。正如玛莉莲·梦露在《热情如火》中唱的，“我的脊梁骨成了牛奶蛋糊冻”。我忘记了一切，只知道我多么爱他，而且，幸运的是，他也爱我。
我知道这场比赛对他有多重要。这么多的人在说贝克汉姆将要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但是，世界杯中他们也这么讲，而那时他踢得很糟糕，接着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杰罗米·克拉克申（英国著名汽车专栏记者）说他想用一根棒球棒把大卫打到一间四壁有软垫的牢房去。《每日镜报》有一张投镖靶活页，大卫的脸位于靶中心。《太阳报》搞了一个人体模型，照着大卫的样子打扮起来，给他套上一条莎笼裙和一件7号球衣，然后把他吊起来，不是挂起来，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吊在伦敦南区一家酒馆外的绞架上，拍了一张照片并将它登在头版。没有哪一个足球运动员曾经受过媒体这样的非议。所以，打一场好比赛对他太重要了。
他做到了。尽管比赛以平局告终，第一场对葡萄牙的比赛是2000年欧锦赛中英格兰三场比赛中踢得最好的一场。
大卫踢得这么好，我为他骄傲。我一直看着我爸爸以检验我是否正确。他只是微笑。大卫做了两个球——意思是他将球传给了进球队员。我几乎要哭了，我太高兴了，对我来讲，这是闻所未闻的，任何一个曼联球迷都会告诉你，我并不是真的对足球感兴趣，我对足球的兴趣仅限于大卫在场上时。我不看球，我看大卫。如果这两者恰好统一，那么很好。
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队比赛前，队员不允许探视家人，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比赛后队员仍然不允许探视。足球队，无论是曼联队还是英格兰队，被管理得像是集中营。那场比赛结束后我想做的就是拥抱大卫，告诉他我有多骄傲。但是，当终场哨声吹响，队员们脱下他们的队服给对方球员时，我们像是听话的小学生排着两列纵队，已经被领着回到我们的大巴上，返回机场，回家。
在我们往体育馆外走时，我用手机发了一则短信。给他打电话毫无意义，我知道他会在淋浴间或浴室，队员们比赛后在一起就像一群小男孩儿。生活中，我们有一半时间花在彼此发信息上，另一半则是打电话。大卫的理疗医生甚至说他背部不适就是因为他耳朵上总黏着电话。但有时你有一些事情不想让别人听到，无论是你的妈妈、爸爸，还是司机、保安，抑或是化装师、发型师，或者“辣妹”组的姑娘。或者也许有人在谈话、听CD，此时拿起手机来闲聊是不礼貌的。音乐圈里有些人认为只要他们开心，他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这纯粹取决于你的教养。有些人认为发送文本信息得手巧，但我不这么想。我像一个手机触摸打字员，虽说我的长指甲意味着我得用指侧按键，但哪个字母在什么位置我甚至想都不用想。
就在我的手机显示屏上闪出“发送”字样时，我收到一个信号——大卫发来了信息。“立刻给我打电话，爱你无数，最最亲爱的。”我迅速摁了几个键，拨了我在睡梦中都能拨出的号，电话响了两声，然后是“你好”。
其他人也许会嘲笑大卫的声音，但这是他们的事。我喜欢他的声音。
“你好，宝贝儿，”我说，“我知道你认为我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做得确实很好，我多么、多么为你骄傲啊。”
“当你听说我做的事，我想你就不会感到骄傲了，维多利亚。”
我感到我的心跳加倍了。
“那么，你做了什么？”
“我刚听说媒体拍到了一张我对球迷竖起手指的照片。”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在开玩笑，大卫。”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别理它，别理它就行了。
“我只是无法忍受。”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愚蠢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辱骂以及大卫的火爆脾气。但是他知道公众对他如此注意。
“是因为他们喊的那些有关你和布鲁克林的话。我再也无法控制了。”
“比如，他们在说什么？”
“你知道的。”
“我想听听。”
“布鲁克林撅起你的屁股来。”
这并不新鲜。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它依然让我恶心。
“唔，以前我们听过这话。”
“接着他们又说但愿布鲁克林死于癌症。”
我只是合上眼，什么也没说。布鲁克林的画面闪现在我的眼前，正是我离开他时的样子：只穿着尿布，抱着足球，在厨房里到处转着。
“你还在听吗，维多利亚？”
“我在听。”
“我简直忍无可忍。我拼死拼活跑了九十分钟，接着就是这三四个臭小子骂出那些脏话。我就给了他们一根手指头。我本以为没人会看到。”
“你肯定他们看到了吗？”
“加里说他们看到了。”
加利·内维尔是大卫在曼联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十六岁就是曼联的球员。
又是一阵沉默。让我不说话真的很难，但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
“布鲁克林怎么样？”大卫说。
“他很好。露易丝刚刚来过电话。她说他在电视里看见爸爸了，他很好。”
“别生气，宝贝儿。我知道这很蠢，但我无法克制。”
大巴开进隧道时电话中断了。我肯定如果他想他会再打给我的。我又剥开一片口香糖，用包装纸裹起嚼过的一片，把它放在前座的烟灰缸里。我接受的教育是一直要讲卫生。
他说对了，我是在生气。我真想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掐死。不用想就知道第二天英格兰每份报纸头版的照片。
我的妈妈、爸爸坐在大巴的前部，正和大卫的妈妈、爸爸说着话。我不想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我只蜷坐在座位上，死劲儿嚼着口香糖，眼望着天，天上还有缕缕红色。红色属于曼联。红色属于英格兰。
自从2000年欧锦赛开赛以来，英格兰球迷比其他球迷更粗野，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英格兰球迷比苏格兰球迷坏、比威尔士球迷坏、比爱尔兰球迷坏。我无法理解。我和这些人一起生活，大卫也是。都是英格兰人，和这些蠢家伙们年龄也相仿。那么，区别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不试试把妨碍我们的那些人狠揍一顿呢？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也想和我们一样，模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学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着装、发型等等。
大卫和我都有很强的个性。从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努力方向。当然，大卫小的时候我并不认识他。
但是，几天前，当布鲁克林踢着球到处跑的时候，大卫的妈妈桑德拉说他让她想起了这个年龄的大卫，还说她本已经忘了大卫小的时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捣蛋鬼。我们讨论布鲁克林究竟更像我还是大卫。
“当他的头发蓬松的时候，”她说，“他看着像大卫，但是，当他的头发服帖的时候，我感觉他更像你。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跟大卫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从来不会安安静静坐在那儿，总是在踢球。只要他能自由自在到处跑，他就开心。给他几级台阶爬上爬下，他就会相当满足。”
而我嘛，我想跳舞，这个梦想的产生也许不是在我十八个月大的时候，而是大约八岁的时候。因此，也许这对我和大卫来讲更容易些，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我们有雄心，这是我们和那些足球流氓的差别。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这只是时间问题。而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缺乏了解，因此，当他们拳打脚踢、酗酒的时候，他们要用油彩在脸上涂上红色、蓝色、白色的条条。而现在，他们要将自身的缺陷归咎于大卫。
我到家的时候，布鲁克林在睡觉。我现在还把妈妈、爸爸的房子当做家，因为这是我自记事起就生活的地方。那时没有布鲁克林的房间：几年前，爸爸爬上阁楼，装了个天窗，布置了一间。
我的小宝宝踢掉了羽绒被，四肢伸展地躺着，像一只海星，身下压着“邮差帕特”（英国著名卡通人物。该卡通片主要讲述一个名叫“帕特”的邮差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送信的冒险经历。这些故事很受观众喜爱。）。我把他抱起来，把“邮差帕特”放到婴儿床的床顶上，接着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