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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兔怀浴�
正在湖北的革命党人闹穷闹到无可奈何之时，共进会的刘公从日本回国了。刘公的家族是襄阳巨富，比邹永成家还要有钱。有钱的刘大少，原本家里让他留学，就是图个出息，他也不像众多革命党人一样只是在日本混学，而是进了明治大学学经济。这回回来，虽然没有拿到学位，却谎称要进京参加留学生考试，拿个功名。当时，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头衔。如果考不上，就顺便捐一个道台。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银子。他们家也真不含糊，真就给了五千两银子的银票。革命党人听说，人人眼睛都亮了。大家想了很多招儿，怎么劝刘公出血，连美人计都想了。给刘公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革命党人，这女革命党，还真就看上了刘公了。其实不用这么费事，美人还没张口，刘公很爽快地把钱拿了出来。大家可怜他，没有全拿走，只兑了五千元大洋（五千两银子不止兑五千元）。有了这一大笔银票，武汉的革命党人，一下子就脱贫了。
这时候，已经到了1911年，这一年，注定要出大事。革命党人有了钱，派人到上海购买手枪，在汉口租界，租下密室，试制炸弹，连起义的大印和旗帜都准备好了。没想到，试制炸弹不慎，炸伤了自己，暴露了据点。这些人也真的没用，逃走的时候，钱不拿也罢，大印和旗帜不拿也罢，连花名册也不销毁或者带走。结果一干好汉被捉的被捉，逃走的逃走。眼见得一场起义就要流产，没想到，革命党人据点被暴露后，一个传说居然让一个必败之局翻盘，这个传说是，革命党的花名册落到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这个满人总督打算按图索骥。于是，当天夜里，群龙无首的新军革命党人，加上接近过革命党人的新军士兵，一哄而起。武昌首义，就这样成功了。此前革命党人筹的钱，买的东西，除了少量的子弹外，一毫都没用上。
【革命暴力催租税】
秦汉以来，有政权，就有租税。租是给田主的，税是给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区由于城居田主比较多，因此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务委托给专业的“局”来做。专业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时候也会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吓唬人，但是，真正动真家伙的时候，非常少。至于皇粮国税，地方官征收之际，对于那些抗税不交的“刁民”，也会派衙役把他们抓来，关在班房里“比较”（一种准暴力的催税办法，所谓三日为一比，五日为一较），但真正动武，也谈不上。除非碰上某个地区集体抗粮抗税，才会申请镇压。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等于民变了，镇压是由军队来干的，不过这种事，出现的几率并不高。
辛亥革命是城里人的事，一般的内地农村人对于革命基本上不明里就，稀里糊涂，当然也不关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头上，比如被拉了伕，给剪了辫子。但是，这么大的事，乡村即使是一潭死水，总会有点动静，尤其是那些比较发达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难免被波及。
这些地方关于革命的传闻，大抵有两派。一派以为是帮会的勾当，反清复明，革命党打白旗，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革命把鞑子赶走，汉人坐天下，明朝又回来了。所以，有乡下的土乡绅，身穿明朝衣服出来迎接革命军。另一派要比前者认识提高了一点，他们看来，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复兴。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没有了，皇粮国税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后一种说法的人，不仅皇粮国税不交了，连田主的租子也自动免了。
江浙地区，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沪军政府守着第一号大商埠，不愁没钱用。为了收买人心，挖清朝的墙角，四下贴告示，免除农民的租税。但是，前后脚功夫，浙江和江苏就都独立了。这两个地方虽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扩军太快，一个师一个师地增加，加上外地的客军一个劲地涌进。那时候也不兴讲革命精神替代物质享受，每个军士都要发饷。原来藩库存的银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赶上秋季征收，租税该征还得征，不征，政府和军队吃什么。农民不肯交，聚众抗粮，只要当地田主有请，军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昆山青浦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有心不交租税，又看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免租税的告示，抗租抗税，理直气壮。但是江苏军政府派来了几船的士兵，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人死了，租税自然也就征上来了。无锡、常熟、江阴等地也陆续发生抗粮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镇压。昆山抗粮的领头人是个廪生，以为农民的行为充分有理，还送上门去跟官府力争，以为还是清朝，秀才不领刑责，但到了革命的衙门，却被抓起来枪毙。常熟王庄乡农民抗租，常熟军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气打死乡民三十余人。大义桥领头抗租的地保，被抓到县上，省里来了委员，提讯人犯，略问数语，即推出一枪毙掉。当时，军政府明令，凡是抗粮抗租的农民，一律军法从事，不加审讯，即行枪决。有的地方，农民确实聚众有武装抵抗，比如无锡、常熟和江阴三边交界处的千人会抗租抗粮事件，出兵镇压，还有点借口。但多数所谓的抗租抗粮事件，无非是一点点的骚动，有的则是秀才的和平请愿，却也平白地死了好些人。这样的杀人，大规模的杀人，如果搁在清朝，太平时期是没有地方官敢这样干的，但是，革命政府，却做到了。
显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革命声中，一个个政权易帜，无论换不换人，旗帜肯定是要换的。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打什么旗，并不统一，即便是革命当事人，有打铁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广东的汕头，还出现过红白蓝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后来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当时，打白旗，就代表着汉人的光复。光复后的新政权，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机关，一个不落。否则怎么叫夺权呢？但是，有一个机构，新政权却接收不了，这就是海关税务司。
税务司有钱，革命党缺钱。尽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银两，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地扩军，越是革命党人当家的地方，扩军就越是厉害。世界上，最费钱的事业就是军队，所以，无论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够用的。如果能把一个有大批税金收入的机构控制起来，革命政府当然是乐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尝试接收税务司，或者让税务司听命于他们。但是，税务司却一律不买账。江汉海关的税务司不仅拒绝了鄂军政府更换海关监督的要求（这个职务例由中国人担任，但没有什么权力），而且明确告诉黎元洪派来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仅仅是总税务司的雇员。有的地方税务司甚至强调，他是英国公民，经英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