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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新闻战”，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一个很有效的战术，就是夸大其词。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芝麻说成西瓜。真的假的，搅和到一块儿，令人真假难辨。当然，也有性急的，干脆直接造谣，凭空制造一个假消息，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
革命当口，世界的通讯，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官方的电报局，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但有空闲的时候，也拍发些民用的电报，借以挣点钱花。当时以上海报业最为发达，但北京却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报纸在北京设通讯员，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电报传到上海。后来，几家大的中文报纸，也纷纷效法，在北京设通讯员，每日打听点消息，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有些通讯员，干脆就是朝廷的官员暗中兼的）。有些没钱干这事的报纸，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穷报”，也有自己的办法，则干脆关起门来编专电。据说，凭着政治嗅觉，有时还真编得挺像真的。当时的香港，比起上海来，还是个小地方，传媒不发达，最大的华文报纸，就是名士王韬任过职的《循环报》。香港报纸报道中国大陆的消息，也得靠专电。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的连通，所以，《循环报》就在上海安了一个通讯员，每月发几十元工资，专门给他们拍发专电，至于北京的消息，只能靠这个通讯员去跟别的报纸驻北京的人通融，或者从别的报纸那里蹭点来。而香港别的华文报纸，再从《循环报》那里买专电。好在这些小报，涉及大陆的消息不多，这样也就可以对付了。
当革命爆发，各地骚动之时，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不知怎么一来，结识了《循环报》驻上海的通讯员。当时广东尚未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还在顽抗，只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独立，革命党一时半会儿推不动。那位华侨觉得，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造点事端，给广东方面制造点混乱。华侨有钱，而通讯员缺钱，不愁他不答应。于是，通讯员就拟了一条“北京专电”：“京陷帝奔”。华侨觉得还不过瘾，改为“京陷帝崩”。通讯员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发了过去。这个谣造得实在太大了，香港《循环报》接电后，一时拿不准，没敢发表，反而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通讯员有些慌，忙问华侨怎么办？华侨说，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无法核实，保险没事。连电报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这回，香港方面信了，一时间，登载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报纸，传遍了香港。据当时人回忆，说当时全港的华人，欢声雷动，举市若狂，纷纷燃放鞭炮，上街庆祝，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英国警察止都止不住。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没有太多的障碍，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广州。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跟北京有电报联系，也许不会信，但底下的人，听说道路传闻，香港那边报纸说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翘了，谁个不慌呢？总督提督以下的人员，个个惊魂不定。总督就是出来辟谣，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说，这个假电报，肯定对广东的局势会有影响。全国光复后，香港报纸都知道了，他们当初报的是个媒体的谣言。但是，这个谣言“政治正确”，所以，也没人追究。
进入民国之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军阀开战，武戏开锣之前，先要打电报战，你来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给彼此看的，都是发到报纸上，给大众看的。一般来说，比较会造势的一方，电报战打赢了，日后的枪炮战，也大多没问题，反之亦然。媒体大多趋时而且进步，哪方面趋时进步，就向着哪边，大家都向着，即使这边比较弱，也一样可以占上风。讨袁护国之役如此，直皖战争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媒体逐渐成熟了，偏向是有点偏向，公然造谣，还是不大敢做了。狼来了，喊一次两次行，喊多了，报纸就没人看了。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自打国门一开，中国很快就有了传教士和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到了《申报》（1872年创刊）和《新闻报》（1893年创刊）时代，才算有了媒体。戊戌变法期间，一干鼓吹变法的人士办的报纸，《时务报》、《湘学报》，虽然风靡天下，但其实更像是连续出版的宣传品。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真正像个报纸了，还得是预备立宪开放报禁之后。不过，这个时候，媒体政治也登上舞台了。
革命党人重视宣传，但是，在媒体时代，如果直截了当地像过去那样宣传造反，鼓吹革命，报纸不仅无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只能是办了《民呼日报》，办《民吁日报》，《民吁》被封了，再办《民立报》。所以，即使存心煽动革命的报纸，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注重新闻，瓦解清朝统治，多从新闻报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北方是比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发后，北方各省，除了陕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独立。虽然独立之后的政权复被北洋军赶走，但毕竟独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能够顺利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新军的革命党比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这个状况能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份报纸，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的《晋阳公报》。
《晋阳公报》是接着《晋阳白话报》办起来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日报。其本身，就是朝廷预备立宪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话报一样，都是精英用来开启民智的。各地的白话报，如果掌握在立宪派手里，就温和一点，如果掌握在革命党手里，就难免兴风作浪。不幸的是，《晋阳公报》恰是革命党人办的。主编王用宾和编辑记者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北京办了《国风日报》，也比较关心山西的事，两报联成一气，声势大，力道足。
当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二十四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为。在山西从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过来，对山西官场很熟，对整个省的情况也很熟，办新政办得起劲，也有声色。在新政期间，凡是能吏，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当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安徽的革命党就没太大的声势，张鸣歧在孙中山老家的广东，广东的革命党也不景气。张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党也没脾气。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早就回国，而且留学生考试合格，得了举人，也只做了一个标的教练官。至于留日学警察的南桂馨，则连个职位都没有。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不过，当时丁宝铨的地位很稳，不仅旧军听他的，新军协统姚鸿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统夏学津，治军有方，十分干练，却跟丁宝铨过从甚密，丁宝铨赏识夏是个人才，一直在找机会把夏升为协统（山西新军只有一个协）。而这个夏学津，对新军里的革命党，防范甚严，让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革命党开始决定从离间丁、夏两人的关系入手，由《晋阳公报》出面，派人密访丁、夏两人的一些密事，揭诸报端，但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大效用。最后以投稿的方式，造谣说丁宝铨的妾，跟夏学津的妾，是勾栏的闺密，因此上两人才这么好。结果却引来丁宝铨的反击，追究报纸责任，报纸推托说来稿照登，丁宝铨就让警察严查投稿人。投稿人虽然没有查到，但风声鹤唳之中，负责搞臭丁宝铨小组的一位革命党人的一本日记却意外遗失，《晋阳公报》两记者下狱，小组负责人暴露，革命党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负责人送出去，总算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