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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唯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城外山上的一座寺庙里。守在里面的旗兵，在寺院墙上挖了很多枪眼，闻听起义军来攻，人影还没见着，就拼命放枪，而起义军也不进攻，跟旗兵一样，只是往寺院打枪。双方都没有经过战阵，都不敢来真的，只管霹雳啪啦地放枪，一个人都没伤到，子弹打光了，旗兵只好投降。显然，这部分旗兵比起他们的同事来，要勇敢得多，那些人炮一响，就都换上便衣开溜了。一场战斗，在起义军方面没有什么损失，旗营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怎么死人，只是浪费了好些枪弹。福州的革命党人，很讲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见着若干没辫子的，给三块。应付来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这么一来，那些提前开溜的人，再次溜回来找饭吃了。毕竟，福建里北方有点距离，外面兵荒马乱，还不如在原地待着。
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土匪的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所以，尽量减少杀戮，成为多数起义者的共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旗帜就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满人也混在里面，咸与维新了。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早知道是这么回事，连少数的抵抗也不会发生，革命的过程，会更加平和。
【清末的殉节问题】
改朝换代之际，有一道风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了，后来修史的人就会感到莫名的遗憾，这就是殉节，具体说就是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说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因为所谓的殉节，理应是官员士大夫的事，食君之禄，才忠君之事，老百姓就是再念这个王朝的好，好像也没听说有殉节的，因为没有那个名分，也没有资格。如果按后来大批的遗老遗少的说法，清朝统治两百多年，绝对深仁厚泽，大够意思。但是很奇怪，在这个王朝消亡之际，殉节之人却相当稀罕。众多的汉人官僚，绝少有人念着这个王朝好的，就是念好，也不肯陪上命。事变之时子弹不长眼，被打死的有，但却罕见有人抹脖子、喝药或者跳井自杀。
“我本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其实，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是比死的多。也就是说，殉节的，永远比不过变节的人多。宣称被小妾拖累的，当属真情表白，更多的人，往往是打着尽孝的幌子，拿自己的父母做挡箭牌，骨子里还是惜命。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满人殉节的倒是有几个，比如镇江驻防八旗副都统载穆，还有湖北安陆知府桂荫，都属于自杀殉节。尤其后者，夫妻两个一并吊死在文庙，多少有点悲壮。但是，十八行省，汉臣里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封疆大吏，除了个别人比如山西巡抚陆钟琦被义军打死之外，居然一个殉节的都没有，大多数都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包括那些中兴名臣之后，也都是走为上。比之太平天国时，一个接一个城破就自杀抹脖子，真好像不是一个朝代。
当然，这么说有点绝对，在汉臣里，辛亥当口想自杀殉节的人还是有的，只是不够坚决，朝服都穿戴停当了，没死成。此人，就是武昌起义时湖北的按察使马吉彰。马吉彰是个回民，当年的回民是信教的概念，论民族那年月是算汉人的。一个回民，做到按察使的位置，挺不容易的。起义发生时，闻听总督走了，武昌城给起义军占了，不知那根筋搭错了，下决心殉节。告诉家人不许走，自己穿上朝服，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抱着大印，端坐在椅子上，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随从陪着，后来一个一个全溜了，只剩下臬司老爷一个，傻坐在大堂上。革命党没来，倒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老爷，马大老爷感觉有点不自在了——革命党根本忘了这个地方，一个也不来，当然臬司老爷也就没有了自杀的借口。也有消息说，其实是有人想来杀他的，但被拦住，说是不给他机会。根本原因是，一个按察使衙门，没钱，也没有兵，革命了，要忙的事很多，没有人打它的主意。其实，臬司老爷若真的要自杀，一进大堂拿手枪冲自己脑袋开枪就是，非得等革命党来了再说，说明心里开始就有点怯。等死的功夫一长，再有决心的人也会动摇。这时候，他的大老婆在后堂，只听老公吩咐不许走，不明里就，时间一长，耐不住了，遂率领众小妾来大堂探看。见老公全身披挂，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傻坐在椅子上，不禁哑然失笑。于是，众婆娘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拥了出去。边走，老爷还嘀咕，怎么乱党不来呢？老婆、小妾都不肯，殉节肯定没戏了。臬司老爷回家换上便服，带上家小和细软，溜出了城。清末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殉节事迹，就这样半途而废。一个先进典型，就这样在革命党的忽视和他的妻妾起哄下，化为乌有。
没汉人殉节，成了后来《清史稿》的修撰者的一个严重的缺憾。众所周知，这些修史的遗老，自赵尔巽以下，都是汉人，也都是清朝的热爱者，自己所爱的朝代没有殉节者，事关自己的脸面。于是，我们在《清史稿》上看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殉节的事迹。事迹的当事人姓胡名国瑞，以举人大挑，到云南做官。但革命发生时，他并没有官职，滞留云南未归。《清史稿》的传里，修史者让他发表了一番无人殉节的愤慨，然后跳井自杀，被人发现时，他的背上有遗书，言：“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但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这个投井的好汉，究竟是怎样把字写到自家背上的。一个个守土有责的大员，能溜都溜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却跳井自杀。这样的先进事迹，从来都比较可疑。没准此公是穷困潦倒，没人理才死的，正好赶上鼎革之变，顺便造个由头报上去，也是好事者们常做的好事。不管怎样，就算他真的是为清殉节，死的光荣，其实也挽回不了众多不肯死节的清政府官员的脸面，毕竟，所有的人，包括《清史稿》的总撰赵尔巽，也都没动过死的念头，实在不行，只想到走。在王朝的最后时刻，小皇帝和隆裕太后身边，连个上朝的人都没了。王朝末世，悲凉莫过如此。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多年欧风美雨的侵袭，传统道德有点绷不住了。也可以说是革命党人多年的排满民族主义宣传，多少还是起了点作用。其实，在一个多年流行进化论的上层社会里，若要全身心地抵抗一场接受西方最先进制度的革命，多少都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已经很小，而且又在新政期间犯下过于不得人心的大错之际，作为汉臣，想这样做就更加困难。更何况，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原本改朝换代，能决心死节就少，有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趋新的时代，即使感念朝廷的恩义，比如曾、左、李辈的后人，大不了也就是不做新朝的官而已，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可真叫愚了。坚持“愚者终不失为愚”的人，当初怎么能做上官呢？清朝的遗老遗少多了起来，其实是在民国成立，事没办好之后。一些人感觉，相比之下，觉得新制度下的国家，反而不如旧朝，而且不管矜持与否，在民国也得不到重用，想卖也卖不出价去。所以，一个个成了九斤老太，冷嘲热讽，牢骚满腹。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会这样轻易地放弃了这么值得宝贝的王朝？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好些积极革命的人，其实原本不想革命，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许他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里就，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