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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731部队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以前那样对中国人的粗暴言行少了，态度也变软了。”
“我们中国人把731部队人员一直称作‘大人’。6月的一天，一个部队人员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变成大人了！’由于他是用很有礼貌的话说的，所以，使我们大吃一惊。”
“从日本人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察觉到可能正在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731部队正在进行撤退的准备。直到开始炸毁设施时，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白武斌结束了很长的证词。他的证词和我们在采访调查中掌握的事实有许多是相符的。
首先，在证词中出现的日本人的姓名工藤、春日和八木泽三人在发音上早已熟悉了。
原部队人员证实，在731部队劳务班里确有一个叫工藤的。有一个叫春日的翻译，能讲一口中国话，发挥着沟通“马鲁太”和部队人员之间渠道的作用。
在战友会“精魂会”里有两个叫“春日”的人。“春日翻译”在战后成了某音响机器制造公司的领导。
八木泽肯定是一直负责研究植物、研究黑穗病的八木泽班长，但是，据原部队人员讲，他没有留胡须。TANAKA估计是田中，在731部队里有好几个叫“田中”的人。TAKEGUCHI（竹口）可能是！TAKEUCHI（竹内）之误。
731部队的警备、劳务班为了防止中国劳工逃跑饲养了军犬，还有一幢称作“龙宫”的建筑。这些都是相符的。
在“龙宫”的地下究竟有什么呢？原部队人员中有人说是“一个包括汽车库在内的大规模的地下仓库”，有人推测说是“一个储存细菌武器的冷冻仓库”，至今尚无定论。
制造细菌的负责人，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为了大量繁殖跳蚤，第二部设有四间特别室，室温一直保持恒温，即摄氏30度。”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在地下呈长方形状的建筑，效率最高。
白武斌一直在平房区的一个工厂里当钣金工，1982年春55岁退休，当了技术顾问，负责指导晚辈。
在白武斌的证词中出现的“日本鬼子”其田、青叶，在我们采访中尚未遇到。
鼠疫祸害的村庄
接下来提供证词的是靖福和（48岁，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
“今天有机会提供证词，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说高兴呢，是因为通过森村先生的笔，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真相介绍给日本国民。”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奸淫烧杀的罪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除了枪、刺刀、军刀和大炮等之外，还带来了细菌。为了进行细菌战，在平房一带秘密修建了细菌工厂。为了制造细菌，命令当地居民每人抓5只老鼠。如果交不出，就要受罚。”
“1945年8月15日时，我才11岁。我也住在这一地区，去捕捉‘黄老鼠’（黄老鼠俗名为大眼贼）。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731部队为什么要下达这种命令。劳工们用车把大量的老鼠运到部队。同年8月15日日军战败，销毁了所有的证据资料。”
“当时我住在距平房3。5…4公里的后二道沟村，听到了炸毁工厂的声音，看到了浓烟。细菌工厂饲养的动物都逃跑到了周围地区。这些动物，除老鼠以外，还有骆驼和猴子。1946年6月底至9月底期间，整个平房地区鼠疫流行得非常厉害。”
我插话问道：“731部队里还有骆驼吗？”
“有骆驼！”靖福和回答道。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有39户人家感染上鼠疫而死亡。我家共有19口人，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死了12口人。村子里最早死的人叫张颜延。在中国，谁家里有事，大家都去帮忙，我的小叔也去帮忙处理张家的丧事。当时他二十四五岁，身强力壮，办完丧事回来就不舒服，两天内大腿根长了脓肿，痛得无法走路，两天后就死去了。接着祖父和他的弟弟、姐姐、父亲，我弟弟、婶子和婶子的弟弟先后都死了。有时，一天之中两个亲人死去，大家处于极其悲惨的状况之中。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就难过极了——眼巴巴地看着亲人相继死去，却束手无策。我姐姐脖子周围长了脓肿，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感染的危险，把她放在一间小仓库里进行隔离，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万分却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弟弟在感染后一天就死掉，连句话也没留下。奶奶活下来了，她总要到亲人的坟前去哭泣。”
“鼠疫流行时，我家周围出现了许多黄色的老鼠。用木棒敲打老鼠皮，跳蚤就直往下掉。正当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进行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政府派来了救护队。”
“救护队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头巾、防尘眼镜、胶皮手套、口罩等，穿着胶皮长统靴，进行全身防护。作为紧急措施，封锁了流行病地区，进行了消毒，还给居民打预防针。”
“我的一家19口人，被救护队从死亡线上救出了7口。活下来的，除我之外，还有祖母、叔祖父的弟媳、母亲、哥哥、小叔的弟弟和堂妹。如果政府不派救护队来，我也活不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了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细菌杀害了我的一家。”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些数不清的罪行，下一代人也绝不会忘记。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能重演这种悲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我们，广大的日本国民也是反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人民的家庭也被拆散，流离失所，遭到破坏。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团结起来，为防止这种悲剧的反复而努力。”
当讲话结束时，靖福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双颊却被泪水浸湿了。
连续不断的噩梦
第三名证人是陈芳盛（73岁，平房区保国街198楼423号）。他说：“我曾住在正黄旗五屯。村子的面积为1200垧，其中有200垧被强占。当时的土地每垧约500元，可是，731部队只给了120元。1938年，我们被赶出了正黄旗五屯，迁到裴家窝（新五屯）。当时盖一间房需要200元，但只给了50元。因此，只好在地上搭个有顶的马架，连马架也盖不起的人，只能到处流浪。赶走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不让我们看见细菌工厂的建设。”
“他们命令我们在1938年8月15日至9月15日一个月内迁出。这时庄稼巳经收割完毕，天气很冷，已经下霜了。同村的金志福、张志宝和文道周三人对强迫搬迁表示不满，被宪兵队逮捕。被捕后强迫劳动，死在鞍山。金的儿子自杀，妻子改嫁。这些不幸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第四名证人是金国忠（57岁，东方红公社正黄旗四屯）。他说：“日军侵华时，我才十四岁，住在四屯。四屯也被划为731部队的军事特区。当时，四屯有125户人家，820口人，土地面积为650垧，有151名劳动力，不得不从外地请人来种地。外来帮忙的人没有居住证明书，宪兵队就把他们逮走，有的杀害，有的被赶走。结果，还是没有人种地，土地荒芜了，打不出粮食，农民缺吃少穿。”
“我的邻居是一位叫文业志的人，当时他家有6口人。1943年4月15日，文到731部队机场砍柴时被捕。逮捕时，用白布把双眼蒙上带走了。被毒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受了重伤，再被蒙着眼睛放了出来。他半死不活地回到家中，第三天就死了。他满身都是被鞭打的伤痕。
“当时文业志有一位65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老母亲由于过分悲痛哭瞎了眼。他的妻子改嫁，两岁的孩子由姥姥带着。失明的老母亲于1943年12月去世。现在他的孩子文立学已经长大，当了赤脚医生。”
金国忠在动力班服劳役，每天用手推车把煤运到锅炉旁。他说：“锅炉每昼夜要消耗150吨煤。每辆货车的容量为50吨，一天必须运三车煤，需要20个劳动力。劳工的午饭是橡子面团子和玉米面窝窝头、腌黄瓜。早饭和晚饭是高粱米粥。”
金国忠继续说道：“从1943年3月的一天开始，731部队给劳工颁发了劳务证明书，干活时必须随身携带，早晚出入时要出示，接受门卫的检查。劳工身份证明书上写着‘满洲第731部队’，盖有石井的印章，右上角贴着本人照片，左下角盖有‘普通劳工’的印，左上栏写着劳工姓名、性别、年龄和职务。劳工分为普通劳工、班长、小队长、副队长和大队长等级别。”
“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