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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一栋工厂的建筑，从窗户走进了后院。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通道。工厂里有4名工人，专心摆弄着汽车发电机一类的机械部件。后院有一个用水泥铺的很坚固的像摔跤场那样的圆台子，上面装着一个类似吊环的游戏器械。
“这一带就是司令部的旧址。”现在后院周围的房屋是工厂工人们集会和娱乐用的。
“1945年8月，第100部队把设施炸毁撤退以后，从秋天开始，周围的村庄发生了传染病。从翌年的1946年起的7年间，附近的榆树村、永吉村暴发性地流行起霍乱病。在一夜之间，有的人家全家人全部死亡。”
读者的来信报告说，在这一时期，长春近郊也发生了霍乱病。
731部队“留下的礼物”是鼠疫，第100部队留下了霍乱病。731部队放出了鼠疫跳蚤，而霍乱菌则通过污染了的食物，经口腔进行污染。据说，孟家屯的水井是霍乱病的病源，可能是第100部队在撒退时把霍乱菌投入了水井。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只顾眼前，不管将来。”
院内的草坪上，日本人种的一串红（又称万年红）可怜地盛开着。只有它，成为第100部队留下的遗痕。第100部队表面上一直称作“军马防疫厂”的旧址，现在已变成汽车工厂，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一点因缘。
从孟家屯回来的途中，我们顺便参观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出过的硬铝制的细菌培养器。731部队的“专用器具”怎么会在长春呢？王瑛副馆长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这是1946年，住在平房附近有位叫刘忠的母亲从平房731部队旧址拾来的。可是不久，他母亲在一夜之间就发病去世了，家属也被传染而死，只有刘忠和他的祖母活了下来。当时村里也有46人丧生。1971年我去平房附近的金星生产队调查，见到了当时26岁的刘忠。我问他从平房带回了什么，他给我看了这个容器。据说，刚捡回来时里面有格子，开始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就当猪食槽用了。在发生瘟疫时，连家畜也都死光了。”
后来王副馆长把这个容器带到了长春。这个硬铝制容器，的确就是731部队的“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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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章 北野政次的罪迹
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9月24日，我们从长春乘飞机去沈阳。尽管飞机是上午8时起飞，时间比较早，许行先生、王玉臻女士、王文洁女士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徐秉洁先生和冯刚先生等，还是都赶来送行。虽然我们逗留时间不长，但每次向中国的一座城市告别时，都感到与结成朋友的人们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他们热诚的款待，使我们留恋之情深深地扎在这短暂停留过的土地上。
从长春到沈阳，乘坐的是苏制安24型双引擎飞机，用了40分钟。在40名乘客中，除我们外都是中国人。听说，他们都是因公出差的干部。大家把空中小姐赠发的纪念章都珍藏起来。
访问沈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观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曾在那里取得微生物教授职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旧址，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二是参观1932年9月关东军在抚顺市近郊平顶山屠杀3000人的遗址。据说，那里现在成了纪念馆，还保存着遇害者的尸骨。
飞机准时抵达沈阳。在机场，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韶华先生、于铁先生等人的欢迎。来到沈阳，又立即感到了夏天的炎热。这里比哈尔滨、长春的气温高得多。沈阳的街道比长春更有活力，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给人一种杂乱的印象。沈阳曾经是清朝的都城，古都历史悠久。在工商业者居住区内，有不少行将倒塌的房屋。
去旅馆之前，韶华先生领我们游览了沈阳故宫。他建议我们不要放弃一切参观，只为寻觅731部队旧址而忙碌，也要放松一下才好。他面容光泽，目光温和，是一位完全可以用慈祥来形容的态度和蔼，举止大方，具有长者风度的人。
沈阳的故宫，兴建于1625年，是仅次于北京故官的清朝皇宫。参观过北京故宫之后，这里就是小故宫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令人感到它是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艺术的汇集。
当地报纸的记者背着摄影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园很宽敞，肤色不同的各国留学生夹杂在中国学生中间，谈笑风生，有的正在兴致勃勃地玩手球。
在接待室里，医科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文义先生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沿革。
他说：“医科大学前身是毛泽东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跟随毛主席迁到延安。”40年在延安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沈阳解放时随军入城，接收了伪满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和伪满沈阳医学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它巳有51年的历史，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2万多名医学干部。每年招收400多名学生，校内设医疗、卫生和儿科三个大系，还办了口腔班和法医班。为了促进同日本、欧美各国的医学交流，还开设了日语班和英语班。学生学习一年外语之后，再用日文或英文专攻医学。医科大学同日本的学术交流尤其频繁，而且在探讨学术问题时，几乎不用翻译。现在有18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
“这所大学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
赵先生最后说：“森村先生一行，为调查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来我校访问，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接着，赵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微生物学讲师周正任先生和解剖教研室讲师张崑先生。
用人体制作的“干松鱼片”
周先生领我们来到校舍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狭长房间里，杂乱地摆着装有各种标本和文献的柜子、桌子和像棺材一样的长方形箱子。
这里是解剖室。长方形箱子是存放用防腐液浸泡过的尸体的“棺材”。隔壁是停尸间，有许多尸体，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处理，所以不能参观。他告诉我们，桌子上陈列的许多标本是人脑的切片。这使我们惊讶不巳。
作为用显微镜观察的标本而被固定了的人脑切片，经过染色、蜡浸之后，像冰冷的黑色矿物的碎片一样。我马上联想起调味用的干松鱼片。这简直就是用人体造的“干松鱼片”。
这些大脑标本，是否是从活人身上釆集的呢？这像是把新鲜的鲣鱼的肉，干燥后制成的标本。也许是用活人制成的脑标本。当周先生拿给我们看一篇题为《中国北方人大脑皮质……》的研究论文时，这个问题得到了证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和标本的制作者是“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竹中义一、大野宪司、铃木直吉、五十岚稔、土岐胜人等日本医学家。
在这些论文中，竹中义一是漫不经心或是有意地写着：“……经常有机会获取极为新鲜的、健康的，特别是没有精神病病历的中国北方人的大脑……”
周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那就作为日本仙台帝国大学解剖学研究成果，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铃木直吉教授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国人脑髄的组织研究》。在这篇论文的第二节“材料与方法”里写道：“头部细胞学构造的研究，是切下一个个脑细胞来进行的。每个标本卡片都是用智力正常，没有生理疾病，健康的中国成年男子的脑髓制成的。”周先生还讲了当时在“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勤杂工的张佩清先生的回忆，他曾亲眼见过当场对8个活人进行解剖的情景。这些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伪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在1911年创建的以“研究中国医学”为幌子的“南满医学堂”，1922年改称“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走出解剖学教研室，我们来到了被校舍环绕的院子里。在院子一角的地上有一个像水泥箱子般的突出物，从外观上看，就像公共住宅区的垃圾集聚处。入口处有个嵌着铁栏杆的门，推开后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北野式的生灵怜悯令
下到台阶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