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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同上，2—3页）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未来。香港回归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话，不能不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远见所折服。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之所以采取强硬态度，既不是显示实力的粗暴，也不是鲁莽的冲动，更不是出于名留青史的政治虚荣心，而是出于成熟政治家对未来远见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信、刚毅和决心。如果说，小平在中英谈判中表现出霸道的一面，那不是在主权问题上，也不是在繁荣问题上，而是在最关键的过渡问题上。
政治家的成熟就在于去除了任何虚幻的东西，无论盲目的迷信，还是天真的幻想。虽然当时中国与英美的关系很密切，但邓小平很清楚，在香港问题上，由于涉及英国人的根本利益，他们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必然会制造各种事端，威胁到香港顺利过渡。为此他明确告诉撒切尔夫人：“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同上，3页）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告诫撒切尔夫人：“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同上，3页）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
这可以说是一种霸道，是在最关键时刻展现主权中最硬的一手，即诉诸武力，提前收回香港。在此，邓小平展现出支撑政治正当性或正义原则的主权意志，即对紧急状态的决断权。政治意志绝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要做出实实在在的准备，更不是鲁莽从事，而是对最坏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准备勇敢地承担。当年，中国人正是准备好“打碎坛坛罐罐”，才勇敢地投入朝鲜战争，最后争取到最好的结果。而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人也做好了香港发生动乱、提前出兵收回的最坏结果，才宣布收回香港，也争取到谈判的顺利进行和香港的回归顺利。为此，邓小平曾让国务院算笔账，香港每年给中国争取到多少外汇，如果香港出现问题，对国家的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
“主权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十六世纪法国伟大的法学家博丹为主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帮助欧洲的世俗君主战胜了无所不能的教皇，建构了现代国家。也是这个定义，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因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哲学传统中，最核心的概念无疑是主权，而且是人民主权。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这篇不到两千字的谈话，无疑是关于主权学说的经典文献。它在主权、治权与政权过渡之间建立了内在的理论关联，王道与霸道杂糅，展现了政治家最高的德性：审慎的判断、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在西方经典的主权学说中，主权就意味着现实的政治统治，可是在邓小平所阐述的主权理论中，中国虽然拥有香港主权，但却并没有行使这种主权。这种与西方理论的背离恰恰展现了中国对主权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即区分了“主权权利”与“主权行使”两个概念。在中英谈判初期，通常采用的说法是“主权回归”。对此，著名的国际法学家邵天任先生认为，香港的主权一直在中国，英国人从来没有拥有香港主权，所以不存在“主权回归”问题，而应该是“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赞同这个说法，于是，“恢复行使主权”这个说法后来就写在了《中英联合声明》中。也正是这个原因，“联合声明”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因为中英双方没有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完全可以单方面发表声明宣布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既然英国人也同意这个声明，那就自然变成了“联合声明”。
（《戴卓尔夫人回忆录》，香港博益出版集团一九九四年版）
“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七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6期
一支笔，一张报，往往是文人的梦想。香港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明报》和《信报》当初都是由一支笔支撑起来的。金庸大侠早期给《大公报》副刊写武侠小说，港英政府镇压“六七反英抗议运动”使得左派报纸受到影响，金庸干脆自立门户，创办《明报》，至今受到文化人的推崇，不仅有文化品位，时事评论也充满政治理性。财经评论家林行止先生也是靠一支笔创办《信报》，直到今天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专栏和评论。
从宏观经济到财经政策，从内地改革到全球经济走势，从香港政制到大众文化，这些评论充满了独立思考和专业见地，几乎篇篇可读，单凭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就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林行止与金庸的研究领域和写作风格不同，在政治见地上也有区别。金庸在武侠世界中，用边缘文化和少数族裔挑战和质疑中原的文明正统， 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在不同政治和文化夹缝中游刃有余的香港人形象并质疑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但他并没有颠覆正统。于是在整个香港回归年代，《明报》都以乐观的态度主张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林行止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明确主张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三个条约有效论”，鼓励英国政府以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鸡”为条件要挟北京，用“主权换治权”，保持香港继续由英国人统治，说到底是对香港回归中国没有信心。对香港的这种普遍民情，小平同志早就料到了。而他提出“一国两制”主张使得连林行止这样对香港回归持怀疑和消极态度的人，也都赞成香港回归了。对此，林先生感慨道：
香港对中国的经济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在政治面前，经济利益算得了什么？特别是受一统思想和民族主义激情所催眠的中国领导人，又怎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在原则上让步？在这一环节，我的看法原本相当准确；可是，大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中国竟会提出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及“港人治港”作为其香港政策指南；不管这些是否权宜之计，都足以令英国及港人无法招架。自从这些石破天惊的特别措施提出后，港人信心问题虽然还是存在，但由于对“高度自治”及“一切维持不变”有所憧憬，“英去中来”对港人所引起的冲击已大为降低。（林行止：《香港前途问题的设想与事实》，香港信报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版）
一句话，中央之所以能够争取到香港人心，使香港在保持繁荣的前提下顺利回归，要归功于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中外政治家都一致称赞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构想。然而，想象力何在？想象力从何而来？“一国两制”思想已提出二十多年了，我们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些问题。以至于“一国两制”依然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设计，而没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难以发挥出“软实力”的作用来解决世界各地的类似政治难题（如科索沃问题）。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的视野过于狭隘，将其看做是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而没有看到在邓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后，实际上贯穿了从毛泽东到清朝开国君主们关于中国边疆政治的连续性思考。而在这思考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国两制”无疑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小平同志从来没有讲这个构想是他自己独创的。早在一九八一年四月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来华探寻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时，小平重申了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让香港投资者放心。当时还没有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中央同志就明确告诉卡林顿，请他们研究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或者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可见，中央对港政策与当时提出的对台政策以及中央解决西藏的办法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