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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从天津赶回沈阳，侦知了是日本人炸车行凶。国恨家仇，积于胸中，在沉痛处理父亲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亦坚定了与日本人斗争的决心。为了破悉一年之前“东方会议”的谜团，张学良综合国内、国际方面的信息，已经在数月前启动了一个侦察计划。他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他的秘书王家桢，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日本“东方会议”的密件。
1928年5月，东京“蔡丰源商行”的老板、《日华杂志》的创办人蔡智堪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一盒糕点。剥开糕点，发现一封密信，略谓：“日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折，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即王家桢字。
王家桢将如此机密大事托付给蔡智堪，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于台湾苗栗县，十一岁随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青少年时，倾向进步，190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曾与陈少白一起到横滨码头欢迎，后加入同盟会。大学毕业后，自开商行，自办杂志，自备货船进行中日间的贸易，成为联络广泛的富商。1927年，他认识了王家桢。1928年春，被王家桢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的“驻日办事员”。这“办事员”，即是“情报员”。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务，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三郎，这是一位长期接受蔡智堪经济支助的政客，关系密切，无话不说。几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军部乃一群莽汉，若由其实施《田中奏折》，必导致中日开战，弄不好将会危及天皇制国体哟。”床次本对军部不满，一听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动方案：由蔡智堪出资，宴请诸元老，共议对策；由床次做外围说服工作；得到奏折，由蔡智堪转出发表，让天下共知田中内阁及军部阴谋。
后由床次说通内大臣牧野申显等元老大臣，他们同意让蔡智堪抄出奏折密件，公布于世，以阻止军部胡作非为。鉴于奏折藏于皇宫，牧野推荐他的妻弟山下勇（时任皇家书库管理员）取得入宫通行证并带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时50分，蔡智堪以一个补册工的身份携带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证”进入皇家书库，随身还带着黄色册表大小型三、四张、绿色绣线数团、钢锥三支、大小针一包等这些标明身份的道具。证件真实，道具齐全，蔡智堪顺利通过了直达书库红叶山下门的长桥，等在门前的山下勇带着他进入书库。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折》的文件。
真是喜不自胜！蔡智堪静下心来，将透明碳酸纸蒙在奏折原件上，一笔笔用铅笔描出。
就这样描了两夜，《田中奏折》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数日后，蔡智堪将奏折抄件放在皮箱夹层里，前往沈阳。下车，即直奔沈阳小西关外的王公馆。③ 王家桢见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桢派人将《田中奏折》翻译成中文，并立即呈送张学良。张学良命交“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二百册，分发东北军高级将领阅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桢携带四册《田中奏折》赶到南京，将其交给中国最高当局，这必然对中国当局的外交防务决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刊出《田中奏折》时，这无疑又给全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
蔡智堪，作为旅日华侨，其爱国之举，功同日月。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政府矢口否认。但他们追查这次泄密事件却雷厉风行：以山下勇为首的二十八个人被解雇，蔡智堪被捕。因为山下勇失业，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2。5万元的生活费。好心无好报，这个山下勇后来竟在蔡智堪入狱后强占了他的房子，最终亦拒不归还。蔡智堪入狱后，他的200万美金的资产全部被日本当局没收。由此也反证了由蔡智堪描出的这份奏折是真实的。因为真实，让日本政府难堪而被动。
二十多年后，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杂志发表了《我怎样取得〈田中奏折〉》的回忆。1960年11月，另一个知情人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④ 虽然细节陈述不同，但他们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认定了《田中奏折》是由张学良策划，由王家桢布置，由蔡智堪取得文件抄件，再转王氏，此后才大白天下的。因为在1929年12月公开发表田中奏折时，世人并不详知奏折披露内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贼心虚，故缄口不言，惟以报复蔡智堪为能事。后来，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财而不免灾。数年后回台湾，又不事张扬，所以国人多不清楚他的爱国义举。
蔡智堪清贫以终。生前留有《明志诗》，数十年后由其子蔡咸源公诸于世。诗曰：
多年苦难事，忠贞到盖棺。
不将双行泪，轻向子孙弹。⑤
中国台湾网于2000年7月1日，发表“台声”文章，题为《为保全国家而倾家荡产的“情报员”》，纪念蔡智堪。
阎延文长篇历史小说《青史青山》中，亦详述蔡智堪生平业绩。虽然迟了半个世纪，而历史的公正性，仍然让国人心头一暖。追述这段“情报史”，意在展示在国难将作之际，中国并不乏机智、勇敢、无畏、献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还在于揭示少数人的警醒并不能改变大多数国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变国家最高权力层面对人民灾难、国家灾难的冷漠、自私、认贼作父、认敌为友、一无所为。
蔡智堪的事迹成为一个特例、一段传奇，时过境迁，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爱国壮举是“007”式的谍影童话。而历代本身是改变不了的。
呼应了本节的标题，《田中奏折》的披露只是让一个盗窃计划曝了光。盗贼还是盗贼，他们也许会修改其计划，但决不愿意放弃其盗窃本职。作为“盗工作者”，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尝到不少“盗”的甜头，且积累了许多“盗亦无道”的经验。
让我们作一次快速扫描：
——1880年，作为刚刚成立两年的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了由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桂大郎草拟的《邻邦军备论》，提出先从侵略朝鲜入手，继而侵略中国。
按：这计划顺利实施。1882年朝鲜爆发反日的“壬午事变”，日军出兵朝鲜，通过不平等的《仁川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京城（汉城）的驻兵权。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让日本与中国在朝鲜拥有同等地位。中国人退了一步，日本人打上家门。
——1887年，山县有朋制订了《清国征讨策案》，提出备战五年，大举入侵中国。
按：这个五年计划稍稍推迟了一点，由1894年甲午战争画上句号。《马关条约》让日本人大捞一把。攫取中国台湾，打通南下通道，为二战占领东南亚埋一伏笔；获赔白银二亿两，是日本甲午战费的二十五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六倍，用这笔抢来的钱，日本人大肆扩军备战，又为新一轮的侵华积聚实力。
——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和约》让日本独占朝鲜利益合法化。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则实现了日本对朝鲜的并吞。
按：中国东方失去了附庸国的屏蔽，东三省裸露在日本炮舰前冲。而早在朝鲜被鲸吞前，日本人填补俄国人的空缺，通过“满铁”经营权，已经将一根吸血管插入中国东三省。
——1912年，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乘着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内部动荡，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
按：这两次分裂中国疆土的行径虽被张作霖挫败，但证明日本人将满蒙（中国东三省）分裂出中国版图的既定方针，已经到了具体实施阶段。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德国人无暇东顾的形势下，日本不顾英国人的劝阻，对德宣战。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日本军队9月2日从山东龙口登陆，以进攻山东德国驻军为名、先后占领胶州车站、潍县车站、济南车站，进而控制了胶济全线，又总攻青岛，迫德军投降。
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恐香港、威海二地的军事、商业设施受德国巡洋舰攻击，一度照会日本出动海军予以协助。后考虑在华利益可能将受日本威胁，故取消对日请求。但日本人发现这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便执意向德国宣战，惟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