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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原来将军还是一位马上诗人呐？
将军：上马击胡贼，下马草奏章。
记者：将军如此风雅，定有不少红粉知己吧？
将军：胡虏不灭，何以为家？
忘恩负义的扶桑人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铁帐难销，但我们自己也有引狼入室之责呀。在唐宋元明四朝，没有一个皇帝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扶桑人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抢劫，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东西，从来就不肯说实话。扶桑人明明就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还要说他们是“争贡”（争着要进贡。可笑之极）。扶桑人占着台湾不肯走，大清国就给这些扶桑矮子们发五十万两白银的路费。甲午年扶桑矮子攻打大清国，所有的炮弹都是大清国自己掏钱买的，花了二亿三千万两的白银。扶桑矮子要跟他的大鼻子亚历山大表叔翻脸，便跟大清国的那个老娘们说，给块地方我们打仗吧。还说你们别管啊，要保持中立啊。真是岂有此理！特别是庚子年间，扶桑矮子跟着一班强盗到了大清国来烧杀抢掠，说是干这种事十分劳累，硬是要那个老娘们给他们发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劳务费，天理何在？此后，他们便认为中国人实在是好杀。中国的东西就跟他们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实在好拿。中国的钱也是实在好赚。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三十四年，十四年就杀了我们三千五百万人，抢的东西和钱财更是不计其数。在忠武公的家乡，一个不到十万人口的小县，扶桑矮子们就打死一万八千余人，打伤四万二千余人，毁房一万一千余栋。全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房？谁能说得清楚？
就拿我家来说，我的祖父当时还是某个县的保安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长吧，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家里自然有些家财。但是，扶桑人一来，他那个县的县长吓得屁滚尿流，把县政府的大印往我祖父怀里一塞说道，老张，这个县长我不干了，你干吧。便带着老婆孩子和金银细软跑得无影无踪。就今天而言，要是谁让你当县长那自然是感激不尽。但当时，我祖父捧着那颗县政府的大印就像捧着一个刚出锅的山芋，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最后，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占了上风，他便带着保安大队和县政府的一个文书，还有我的祖母、姑姑和父亲。祖父一付担子，一头挑着县政府的文档，一头挑着自家的家当，按照上级的要求，追随着中央政府，向西南边打边退。他们自湖北阳新经湖南平江、长沙、怀化一直退到沅陵。一路之上，他们保安大队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也不乏精忠报国投奔正规军开赴前线的。总之，等他到了沅陵。除了一家四口之外，他们的身边只剩下了那枚县政府的大印了。沅陵本来只是一个不到两万人口的小山城。但是民国二十八年却聚集着三十多万的军民。沦陷区的机关、学校、工厂全部挤在一堆，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祖父当尽家财也不能为继。堂堂的代理县长只好将姑姑送给他人做童养媳。就是这样，代理县长还是被活活的饿死了。因为买不起棺材，祖母只好腾空一架衣柜让祖父入土为安，总算是没让代理县长大人塌土而葬。真是生如猪狗，生如蝼蚁。
民国三十四年冬天，祖母带着腿残的父亲（逃难中因躲避扶桑人的飞机轰炸不慎从高处跌落）一路乞讨回到家乡，除了一卷破絮两只缺碗之外，就剩下那枚县政府的大印了。“四口离家两人还，孤儿寡母相扶搀。一卷破絮两只碗，残垣断壁泪眼看”。真不知道在那场国殇期间又有多少个比我家更悲惨的家庭。
忠武公说，他早就知道扶桑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朝他便无数次的上疏，请求朝廷不要再接收扶桑人来留学了。到了大明朝，他弃文从武，凡是扶桑来的强盗他一律主张坚决剿灭。在大清朝，他坚决反对割地赔款，积极主张开战。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正确的主张不但没有得到认同，反而受尽责难，轻则打屁股，重则削职为民。以至于最终酿成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一九七二年，政府要与扶桑国建立外交关系，忠武公十分气愤，上书中央坚决反对。但他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中央不但没有听他的，反而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把他投进了大牢。但是，忠武公自始自终也是只服法而不认罪。忠武公活了两千多年，中扶交好是最让他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此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忠武公也不无道理。扶桑人是从来就没有悔过的表现的。直到如今，恬不知耻的扶桑人还说钓鱼岛是他们的。为此，忠武公无数次地痛骂过虬髯公、卫国公和他自己，而且坚决不用扶桑货，不坐扶桑车，不和扶桑人说话。
正文三十六
尊孔重教是中国人的传统，国子监无论是在哪个朝代，都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是神圣的地方。但是，扶桑人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在大唐朝，扶桑人苍蝇赶屎一样成群结队的到长安来留学，但他们的目的是来混文凭的，混到文凭好回扶桑做官，根本就没有认真读书的。因为他们都认了大唐朝的皇后贵妃们做干娘，所以行为放浪，肆无忌惮。他们不但到“天上人间”去吃酒狎妓，甚至还把小姐们带到国子监来“包夜”，把孔门圣地搞得乌烟瘴气，酒肆青楼一般。忠武公觉得他这个国子监祭酒真是斯文扫地，便要开除他们的学籍。皇后贵妃们便都跑来为她们的干儿子说情。最后闹到皇上那里，皇上说要搞好国际关系，也是坚决不同意。
到了武老娘们说了算的时候，因为扶桑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是高呼“吾娘万岁万岁万万岁”，她便高兴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不但御签扶桑人的毕业证书，还要每人发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忠武公羞愧难当，害怕落下千古骂名，便写报告要求乞骸致仕，但是，武老娘们总是不肯恩准。他这个大周朝的国子监祭酒做得十分的憋屈，最后被迫无奈，只好不辞而别，跟武老娘们玩了一次失踪，直到玄宗初年才再次出仕。
客观地说，大唐朝的玄宗皇帝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不错的皇帝。他二十七岁登基，胸怀改变世界，振兴李氏大唐的鸿鹄之志。登基之初，锋芒毕露，适时剪除异己太平公主，改国号为开元，表明自己励精图治，再创李唐伟业的雄心。开元初，他精兵简政、革新吏治、巩固边备，成效显著。只是对如何快速恢复经济有些束手无策。在群臣的提议下，他想起忠武公在汉晋两朝主持土地改革工作，实现了“光武中兴”和“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于是，他立即诏告天下，任命忠武公为特置的劝农使，再次主持土地改革工作，全面发起“检田”运动。
所谓的“检田”就是检查籍没豪强大户多占的田地，再分配给无田无地的农民和退伍士卒耕种。这实际上是大汉建武年间的“抽地”和大晋太康年间的“占田”制度的翻版。其实质性的内容有两点，一是保护地主豪强的基本利益。二是保障无地农民和退伍士卒有可耕之田。这项工作对于忠武公而言，自然是轻车熟路。在忠武公的主持下，开元年间的“检田”运动也是轰轰烈烈，成效十分显著。两年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成倍增长，农民负担逐年下降，经济发展步入正轨，为“开元盛世”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句话是谁说的已不可考证，但是我们的老祖宗说的毫无疑问。自古以来，中国人最讲究规矩，据考，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成文法典《法经》。但中国人又最不遵守规矩，几千年来，大到杀人放火，小到坐车插队，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对规矩的蔑视。假如你认真思索一下，就能惊人的发现不同的人与规矩有不同的关系。大佬们老子天下第一，无视规矩的存在；聪明人推陈出新，让规矩因我而变；只有平凡而不伟大的老百姓才受着规矩的约束。讲规矩而又不守规矩，这样的一对矛盾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又应了一个哲学原理。大凡一种结果的形成总是既有内因又有外因。中国人凡事在主观上总是爱显摆，这是内因。比喻说，漂亮的衣服总是要穿在外面。稍稍年长的人都还记得困难时期，我们都穿过一种叫“假领”的衬衣，从领口和袖口看，是一件质地上乘的衬衣，但是这件只能穿在里面的衬衣却是既无前胸也无后襟。有好吃的平时也是攒着，到逢年过节就大盆大钵地端出来待客。也一定有人还记得，在困难时期如果你被尊为上宾，主人家会用鸡腿煮面来招待你，但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