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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的命令，当然是一定会执行的。但是现在呢，不是要讲究军政军民团结吗？我当时多了个想法，如果陈能代表中央文革签个意见，就更顺利是不是？我们的东西，如果和中央文革一起发，就更容易执行。”叶群说。
林彪说：“没有必要！”
叶群不了解林彪为什么对中央文革的人那么反感。是根本看不起那些人呢？还是知道将来会和他们发生什么矛盾，预先得有所戒备。古代的功臣一般都和朝廷内戚有冲突，不知林彪和江青他们一伙也有这种天然的芥蒂。再说，当时军队中的老将对中央文革都是嗤之以鼻的。这会不会影响林彪的想法？
叶群弄不清楚。但她不烦恼，因为想不清楚的事她就不再想了。
叶群依然和中央文革来往频繁。林彪一旦知道叶群在江青、陈伯达那边，会马上把叶群从钓鱼台十一楼叫回来。他不要叶群和江青、陈伯达接触。林彪十分反感那些到处投靠，喜欢串门子寻找势力的人。他不喜欢依赖，也不需要投靠谁。这个个人英雄主义者非常自信。他在政治上非常小心，靠经验和智慧处理问题。他知道，被任何一个倒霉集团牵连进去都很危险，而且这样的年头谁知道哪个集团会在哪个时候倒霉！再说，中央文革也在觊觎军队的权力。林彪对军权可不是不在乎，他不愿引狼入室。
然而林彪不愿将这些想法告诉叶群，他不信任女人。
得不到直接指点的叶群没这种悟性，所以并没和江青断绝来往。
江青后来要到了军队总政治部文化顾问的职务，还是叶群为她做了些工作。
一天，叶群在钓鱼台十一楼给秘书打电话，叫秘书向首长反映重要情况。
“最近，总理建议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事后才报告首长。”叶群在电话里说：“首长主持军委工作，又是国防部长，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先报告首长再报告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这样搞，那不是架空首长吗？这事是康生同志发现和提出的。此例不可开啊。”
林彪问秘书：“叶群在哪里打电话？”
“钓鱼台康生处。”秘书说：“十一楼。”
“不要跟那个康生来往。”林彪命令：“叫她马上回来。”
叶群只好马上回来。林彪一见到叶群就说：叫你不要和康生来往，可是你不听。”
“还不是要多了解点情况！”叶群不服地说：“刚才的情况，对我们不是很重要吗？如果老是不接触，就不会知道。”
“对人的评价，要看很多事。我告诉你，那个康生是个老鬼，你就是听不进去。你自己不会看人，没有悟性，别人说了也没用。古人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矣；与坏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康生就是鲍鱼。”
林彪好象很烦很累，歪在沙发上，不愿多说了。
林彪说了这么多话，叶群也很感动，好象听进去了。
林彪和叶群谈了大约半小时，话也说得差不多了。谈话结束了，林彪要休息。在他走向床前时，突然觉得军级干部会议确实是个大事，就约康生一起去看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且谈了很长时间的话。
次日，周恩来来信说：“敬爱的林彪同志：关于那个会议的事情，完全是误解。是主席偶然地征求我的意见。我即兴式地提了个建议，而且当时特别请主席一定让您知道后，再做决定。主席说，他会告诉林副主席的。此事完全是误会，当然也是我办事不经心。必要的话，本人愿登门解释……”
林彪听完总理的信后自言自语：“总理是什么意思呢？”
叶群说：“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越权的意思。”
林彪呵斥道：“如果只是这个，还用得着你说！”
叶群自言自语道：“难道我们上了康生那个家伙的当了？”
林彪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
他把秘书叫来，口授道：“总理：看了你的信，我深受感动。也许，在我们党内，有些玩弄把戏的小人在挑拨离间。我们得注意。总理的谦虚坦率……”
信写好了，但叶群不让把信发出去。她怕留下文字证据。
林彪想了想，同意由叶群给总理打电话，表示感谢。
乱世英雄起四方。
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形成了空前动荡的局面。在充满荒草的山原上，到处是熊熊的野火。当大火变成烈焰的时候，连青绿的庄稼和花卉也燃烧了。有的被烤焦，有的其实是自焚。在所有的呻吟中，知识分子的声音最痛切。可是因为瘦弱，他们在残酷的青烟中无声地倒下了。只有官员，试图反抗。
对他们来说，造反犹可忍，夺权受不了。
在毛泽东的文革浪潮冲击下，大大小小的官僚都靠边站了。
形势发展太快，还没容许他们摸清情况，乌纱帽就不见了。不仅乌纱帽保不住，连这一生革命的荣誉都快完结了。不仅没有荣誉，还有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那简直受不了！从来的运动都是整别人，土改整理地主，三反五反整反革命坏分子，公私合营整资本家，现在倒是整开自己了。而且一整到底，什么都失去了，成为牛鬼蛇神王八蛋，不仅自己难堪，连孩子也受到污辱。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不能坐汽车了，不能享受看文件的待遇了，不能去高干俱乐部和特供商店了，不能上大会上讲话了，不能接受下级的汇报和上级的任命了，不能拥有整理和管理人的权力了……
新贵族为失去权力发疯了。
各地都发生了干部被夺权后的可笑反应，有的下场悲惨。
北京的上层人物，本来对文革就持反对态度。碍着皇帝的面子，他们不敢背上个二心乱臣的坏名字，忍耐再三。一直到上海夺权风暴刮起来，而且全国都被革命委员会控制了，他们才意识到昨天的东西可能永远地失去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谈话的事情迅速在上层流传，一个司令部的首领宣告投降。这个消息对那些副总理，各部部长、大区书记、元帅和将军，都是很大的刺激。他们还来不及咀嚼这里面的深层意义，就得接受这个事实。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干？总理为什么不说话？林彪这东西要把军队带到哪里去？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难道我们几十年革命奋斗的成果，就被那些玩笔杆的秀才们一下子拿走了？
最先将这种不满表示出来的，是那些贵族的子女。他们组织了一个组织，叫做联动。林彪将那个组织坚决地判定为反动组织，谢富治迅速执行了那个指示，将联动镇压下去。很多高级官员的子女被投入监狱。看见自己的幼崽被夺走，被监禁，无论是从贵族的尊严，还是从一般生物的护犊之情，都会发出吼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
由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关于生产的碰头会，开始了。这是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一边是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还有谷牧和余秋里；另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阵线很分明。他们在落座的时候一定都先分清了色彩，而且知道自己人是谁。
周恩来主持会议。
周首先强调，革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将很快显示出来。现在暂时有点乱。为了保证国计民生的正常状态，我们还肩负着很重要的生产任务。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讲话以后，康生和陈伯达都讲了话。他们肯定文革将使生产得到大发展，可是没有说出切实的理由，只是从概念化概念，从逻辑的转移中得到钢铁、粮食、科技成就和日用杂货。
叶剑英早已不愿听这些胡说八道了。他没有站起来，但是很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人，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垮了，现在又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下去，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康生那边几个人，阴阳怪气地喳喳叽叽。
张春桥说：“干什么？搞文化革命。乱是革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暂时现象。”
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我们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军队搞乱，难道叫蒯大富来领导军队吗？”
副总理谭震林大声指责张春桥：“上海夺权，也不通过政治局讨论，你们就那样胡来，谁知道了？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懂得马列和巴黎公社原则，你们懂？你们要是懂，那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吧！”
一方面义愤填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