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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专门在桐城、安庆线上指挥，与总前委相距甚近，便利联络通报”。
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于4月1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纲要》提出，“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第49章
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分为东、中、西三路，由三野四个兵团组成的东、中两路“归粟、张统一指挥。
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3日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1日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南下，于5日到达江苏省泰州以南的白马庙。
4月7日，电报中共中央：“职于东（1日）晚在蚌埠与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分开，率原华野司政各部东来，前日已抵泰州附近，野直全部周内可到。刻正召集八、十兵团各军了解情况，并具体布置渡江作战行动”。
同日与陈毅、谭震林、唐亮、钟期光联名颁发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
4月5日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谈渡江作战的三个设想：第一，“在我大军渡江展开战略追击中，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队，争取局部或地区性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经济中心的上海来说，对于像汤恩伯集团这样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只有采取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只有在战场上敌人眼见就要被消灭的情况下，才会有局部的被迫投降。因此，对三野面前解放南京、上海的任务，应着眼于用战斗去解决问题”。第二，“国民党已失去主力部队，剩下的绝大部分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或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后重新补编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之弱。当我大军渡江成功之后，敌人处于危急情况下，会被迫转入战略总退却，长江不守，退守沪杭及浙赣线；浙赣线不保，退守华南、西南及沿海岛屿。因此，在我军部署上，要时刻注意防敌逃跑，必须采取战略、战役包围，各级指挥员必须有大踏步前进猛打猛追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要有战略追击不顾疲劳的准备，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退守第二、第三道防线”。第三，“根据中央军委一贯要求的攻取大城市，必须保持城市的完整，不能只从军事着眼打烂城市，严格规定在攻城战法上少用大炮，在部署上采取迫敌投降或诱敌离开城区和重要建筑物而歼灭之”。
4月6日主持召开第八、第十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检查各部队渡江作战准备工作，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部署。他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此次渡江作战是最后一次大仗。敌人现集结江岸的番号兵力等于淮海战役的总数，但大部分是歼后重建，战力很弱，但我们仍应当强敌打。”他分析战役发展趋势，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芜湖、南京之敌阻止我第七、第九兵团东进，南京、上海之敌切断我第八、第十兵团，夹击我军于京沪之间；二是京沪之敌整个东撤上海、杭州、衢州，阴谋破坏上海，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三是我军插得很快，切断京沪陆道，将敌人东西扯断，使其无法收缩逃窜，将敌包围于京沪地区分割歼灭之。我们应该争取第三种可能，准备应付第一种可能。“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4月8日，与张震联名将会议结果报告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并告第七、第九兵团首长。同日酉时，将第八、第十兵团作战部署电告第八、第十兵团首长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和第七、第九兵团首长。
4月7日总前委致二野、三野及七、九兵团电，询问：先期夺取江心各洲是否为渡江作战所必需？如先期夺取可否在十三、十四两夜施行？粟裕与张震于4月8日复电指出：七、九兵团先期夺取江心各洲对我不利，对必须夺取者也不要过早，以十三四日为宜。4月9日，总前委致中共中央军委电：七、九兵团于13日攻占江心洲才能放船入江。
4月10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电：“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同日，粟裕、总前委、刘伯承等先后复电。粟裕的复电说，长江下游4月下旬即进入梅雨季节，如推迟一个月渡江，江水上涨，我军现有三分之二的内河船只难于在江中行驶。“我们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强渡，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而（南）京镇（江）之间则船只较少，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总前委的复电说：“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迟至秋后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复电说：
“以按原定计划之时间于卯删渡江为宜。推迟，则诸多不利”。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11日5时电示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二十二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同日6时又电示：“一切请照十一日五时电办理，并请你们迅即表示意见”。总前委于同日19时复电：“从军事上说，以二十二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至二十九日以后为好”。4月12日，粟裕致中共中央军委并总前委电，表示同意总前委意见，渡江时间不要再推迟至4月22日以后，而以4月20日左右为最好。
同日与张震等到南通等地检查部队战前准备情况。
4月11日未时，饶漱石自北平发出致总前委电：“和谈确有进展，但前方同志应从准备战斗渡江出发”。陈毅、邓小平于4月12日10时批注：“此电转谭（震林），请注意对部队推迟一星期渡江事，不以谈判为理由，而以友邻未准备好为理由，以免松懈战斗准备”。
4月12日总前委致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出：“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要求各部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推迟渡江的理由。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14日复电指出：“总前委卯文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渡江时间仍按四月二十二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四月二十五日（卯有），至迟四月二十七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四月十八日左右才能确定”。
4月13日9时，与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电：已遵令停止对敌攻击，而敌军仍向我扰犯，如今晨敌舰艇十一艘向我三江营炮击一小时。请示如再发生类似情况，是否可以还击。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14日复电指示：“前线保持平静的时间，请由十六日延长至二十日。在此时间内即使敌方发炮，我方也不要还炮。”
4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