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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动改革了，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历次变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王安石变法不用讲，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里跳。
后世讲历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样做的原因多种多样。至于把改革中的各种势力分为几个利益集团，认为反对者只是因为利益受损才反对，无非是把历史庸俗化，跟戏曲中用脸谱代表几个人物一个道理。利益受损肯定会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对的就是利益受损的，把政治当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类智商了。
把历史人物庸俗化，把历史事件简单化，把历史进程虚无化，徐平前世闲着没事跟人聊天自然无所谓，发帖子吹牛也无非是闲气。但自己置身这历史洪流中，再没有觉悟，用游戏的心态看历史，那就要活该被历史大势碾成尘土。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的最主要内容，这种变化就要在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政治结构变动困难，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
意识形态没有动静，就说明了改革的时机不成熟。强行推动，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车裂的下场，失败了则死无葬身之地，有一个王莽现在还被嘲笑呢。现在万幸的是，范仲淹的出现，他的受人拥护，说明了意识形态到了重大变革的时候，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只要顺应时势，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变革的进行。
正是因为变革已经成了时代的呼声，《富国安民策》出来，连吕夷简也能欣然接受。正是因为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徐平才不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
但是如果不能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不能统一思想意识，改革终究会有波折。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别人的手里变了样，生财之道成了敛财之术，坏了名声，自己再从头来过就困难了。更怕因为政策出了偏差，连带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废了。
范仲淹离京，现在由高若讷和姚仲孙两个谏官同管勾国子监，京城里也没有学术上让人信服的大家，正是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好机会。让机会白白溜走，他真地不甘心。
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用徐平前世的话讲，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正义的，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可以齐头并进，并不相互背离。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并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公利本于私利，而又不同于私利，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协调公利与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礼”，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礼”是原则，法律是具化，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又有不同，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
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
徐平费尽心力编了《富国安民策》出来，书编成，却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
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做成了一件事情，却发现目标永远在前方。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但总是伴随着失落，也正是这种失落，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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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章 换相（上）
崇政殿里，赵祯满面春风，吩咐小黄门上了热茶，给几位宰执大臣赐座。
万万没想到，一直对徐平有偏见的首相吕夷简今天会改变态度，不但同意想办法给河南府兑付飞票，而且主动要求扩大新政的试行范围。今日早朝，已经初步定下来，下年试行京西路新政的地区扩大到京东路和两淮，以及开封府。
赵祯自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但帝王所学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侧重于经术和各种先圣古典，以及古今史事，具体的治世之学就远比不上臣僚了。给赵祯讲学的，从孙姡У椒朐际丘┦浊罹娜宋铮由献罱煺赂笫探驳募植飨云颉兑住贰ⅰ洞呵铩泛汀渡惺椤返染Ｕ造跏歉龊醚坏У糜眯模绞币沧⒁庾约旱男形б灾掠谩Ｐ炱交鼐┑氖焙颍焦陆ǔ傻挠滥罡环砣安皇蛹捕氪蟪颊剩饬侥昝皇滤土使拿哦疾怀隽恕５比唬运此祷使镆埠芎猛娑也挥锰剂畔醒砸簿褪橇恕�
所以就是拿到了正本的《富国安民策》，赵祯对一些细微的地方也参详不透，身边又无人可问。真正要按书里说的施政，他还要靠身边的大臣，所以吕夷简态度的转变让他特别地欣喜。话说回来，什么都能自己干了，他还用得着看大臣的脸色。
喝过了热茶，赵祯道：“今日众卿入内殿，主议京西路去年新政。自徐平到京西路为漕使，钱粮广收，数目颇大，仅洛阳一郡，未兑飞票便就有数千万贯之多。三司手中没有这么多现钱，一直拖着未兑，朝中内外议论纷纷，不知众卿有何话说？”
吕夷简捧笏：“陛下，去年京西路所行新政，颇有成效，微臣一直留意。河南府的飞票数目确实过于多了，不是三司不兑，而是实在无能力兑，也怪不得他们。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做法，无论如何也是兑不了的，当别想办法。”
一边坐着的蔡齐道：“去年王相公提出，可以稳定绢价，让三司铺子以货物做本，发行购物券，用购物券兑飞票。现在绢价已经稳了，不知为何三司也没有这样做的想法。”
陈执中忙道：“回大参，这样的想法三司还是有的。只是三司铺子每月所入的银钱，都有用处，如果用购物券兑了河南府的飞票，则相当于透支了三司铺子的数年收入，三司这里就出好大的窟窿，国用无法支持，所以一直拖着不敢这样做。”
宋绶淡淡地道：“王相公的办法，在国用充足的时候倒也可行，只是现在国用艰难，三司就是想做，也无法去做就是了。”
王曾默默不说话，只是听别人说。现在殿里的人中，只有赵祯、吕夷简和王曾看过了完本的《富国安民策》，其他人当然不是一点没听说，只是得到的消息都零零星星，不成系统。像这种大部头，不成系统就根本无法插嘴。派石全彬到洛阳查看皇宫，王曾和吕夷简都认定赵祯已经得到了书，甚至咨询了徐平的意见，其实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吕夷简和王曾之间，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看过书，看的书到底全不全，缺了哪些的。
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早朝王曾提议用新政解决京西路的问题，吕夷简同意，赵祯赞同，其他官员沉默。两位宰相达成一致并不能保证朝里没有反对意见，不买他们两人账的人还是有的，可对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能有什么话说？
吕夷简改变态度并没有让王曾觉得意外，自己都有晏殊送书来，工于心计的吕夷简肯定也有自己的渠道。他现在的要看是吕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