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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有些泄气：“好吧，高丽偏远小邦，人户稀少，自然不能跟中原的繁华富庶比。不过再小也有生意做，听都漕官人的意思，莫非是嫌高丽地瘠人贫，看不上那里的交易？”
徐平摆了摆手：“我哪有那个意思，若是真那么想，也就不会关照处处给你方便了。我说的是，要做大生意，高丽终究还是显得小了，能挣的财货有限。我听人说日本国土地比高丽多得多，人户也多得多，生意做到那里，才有大利息！”
王文摇了摇头：“都漕官人不知，日本国那里的生意不好做，他们防外人防得厉害。跟高丽通商路是因这来往货物不多，一旦多了，想方设法把商路断了也说不定。”
听了此话，徐平关切地问道：“哦，真防得这么厉害吗？我也听说日本国禁海商，不过也没完全断绝，只是让三年通大宋海商一次，最近听说最多的有一年去四次的。只是那里管得太严，不许民间私商，海商到了那里都要把货物让他们官府统一发卖。”
“都漕官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日本国的人自然是喜欢中原货物的，如他们那里也产丝绸，而且品相也还不错，历年都有卖到我们高丽的。但是官员贵人，但凡有一点身份的，都要穿中原卖过去的丝绸，就连有钱人家的侍女都要这样才有身份。日本国产的纸我看在中原也有些名气，不少地方还当成宝物。但他们那里不同，笔墨纸砚都要用中原运过去的，不然就被人瞧不起。小可说这些，意思是那里想买大宋货物人自然是有，但是官府却管得严，一旦多了，便就想方设法禁断。大宋这里的海商，总有人找各种借口，比如说是在海上遇了风暴，飘到日本国去，想用这种说法做交易。遇到这种商人，日本国多是不许下船，连货物带人一起遣送走了事。他们做生意，一旦做大了便各种猜忌。”
这些海上的事，徐平仅从这个年代中原人的口中打听，总是了解得不清楚。实际上这个时候，大宋对日本的政治形势都了解得不清楚，也没有了解渠道。
听了王文的话，徐平不由问道：“他们既然喜欢中原货物，为何还防得这么厉害？”
“现在的日本国，虽然也有国王，但大权却不在国王的手里。他们国里有一个姓藤原的望族――官人，日本国的人都是这种姓，多是两个字。这藤原家是外戚，一般国王的生母都是他们家的人。藤原家把持着国政，在国王幼小的时候，称为‘摄政’，即代国王处理国事。等到国王成年，便就改任‘关白’――这‘关白’也是他们国里的职事，实权尤重于大宋的宰相，可以说国事事无不统。所以这藤原家，往往被称为‘摄关’，是事实上掌管日本国的，他们的国王反而只是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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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政策原因
王文说的这些徐平倒不陌生，前世学的历史知识，“摄关”有些陌生，但后来跟这性质一样的“幕府”可就非常熟悉了。这算是日本的传统了，“大化改新”的时候国王联合贵族杀了权臣夺权，从此改国号为“日本”，算是终于成了有实权的国王了。可没过多少年，“大化改新”的功臣又重新把国王架了起来，历史完成一个轮回。等到后来再一次维新，天皇又把权力夺了回来，然后疯狂作死，最后又被当成个吉祥物供起来。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日本这个国家就没有大一统的基础，所谓中央集权，无非是跟着中国邯郸学步罢了。后来的维新再一次把天皇拱上去，也不过是学完了东方学西方，强扭着硬上。天皇要想做真的帝王，就必须疯狂对外作死，不然就得当吉祥物。
不过听了王文的话，徐平还是有些不明白，问他：“日本国小岛不少，又山地众多，土地支离破碎我知道。这支离破碎的地方，就有不少强藩，很难捏到一起去。不过你也说了他们现在藤原家一家独大，是事实上的当权者，又喜欢中原货物，为何不想通商呢？”
王吉道：“都漕官人是天朝上国人物，不了解这些蛮夷小国是情理之中。那藤原家虽然是日本国的第一权势家族，握着国政大权，但在他们国里，远说不上一言九鼎。那国里小藩无数，强得能跟藤原家叫阵的也颇有不少。最近几十年，他们国里内乱不断，就在前两年才刚刚平定了‘平忠常之乱’官人，这平氏一族也是他们国里的一个望姓，前世就有一个平将门作乱，自立为王。平定平忠常，打了三四年的仗，死人无数。小可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让都漕明白，那里说是藤原家当政，但也只是个共主，下面能够威胁他们家的强藩是颇有不少的。如果跟中原往来，被大宋知道了虚实，随便扶持个强藩，便就能把藤原家掀下去，改朝换代也是易事。有这个顾虑，所以日本国自唐亡之后，便就禁了跟中原的交往。五代时候，闽越曾派使节去他那里，他虽以礼相待，但却拒绝通交，就连闽越的使节也只是让搭海商的船返回，可见防范之深。”
徐平点了点头，终于算是明白了一些。王文家就是五代时闽越国的大家族，对这些事情知之甚深，说起来如数家珍。
说到底，日本国在唐朝时积极地跟中原交往，不断派遣唐使入中原，是有前提的。唐朝对四周蛮夷采取的是开放态度，别说是日本国，就是北方不少被唐军攻占的地方，也并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特别是贞观四年唐朝内部关于夷夏政策的大辨论，以魏征为首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而告终，唐太宗李世民欣然接受了“天可汗”的称号，正式形成一国两制。中原地区用汉制，最高统治者自然是皇帝，胡人地区则继续用可汗制，李世民以中原皇帝兼任天可汗。自李世民起，李唐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
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变，改变了自五胡入中原，主动汉化，在谋夺皇位之前按汉人习惯先称“天王”再称帝的趋势。开启了唐朝中原皇帝主动适应胡人政权，接受胡人最高统治者“天可汗”称号的传统。后来再次出现，就是以蒙古大汗兼中原皇帝的元朝和以后金大汗兼中原皇帝的清朝了。
“天可汗”并不是始自李世民，本是草原胡人政权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不过汉文典籍一般音译为“登利可汗”。至李世民正式接受“天可汗”，因为登利本有天的意思，为了以示区别，汉文才改了前面一字，胡人的话里实际与“登利可汗”没有区别。
李世民接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制度。即在胡人地区，继续行使可汗制度，那里的官员继续世袭，不行汉制，中央不派官员。唐朝对那里下公文，皇帝的自称也是“可汗”或者是“天可汗”。实际上，就是把唐朝的疆域分成两个部分，传统汉地按照汉制行事，草原大漠的胡族按照胡人的制度行事，唐朝的统治者一人身兼两职。按照徐平前世的话说，唐朝是一国两制的，汉制和胡制并行。
对这一点，李世民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清醒认识的。当胡人各部上“天可汗”称号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朕以天子之尊，下行可汗事乎？”皇帝是至尊无上的称号，任何在这一称号上加后缀前缀的，都是自降身份，李世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称号，并沿用下去，一直到唐代宗都是皇帝天可汗，结束于胡族血洗长安。
按李世民自己的说法，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胡族，与胡族有“香火情”。再一个，“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真正从利害关系上来说，登上皇位的李家在中原根基不深，李世民又是杀兄逼父夺位，需要引入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来平衡传统汉族地区的政治势力。正是有这种政策因素，才发生了唐朝盛世之时，大量汉地胡化，大量汉人也被胡化的事情。
这便就有如割肉饲狼，用汉地的钱粮财富把胡人喂养肥壮，最终是血肉尽而狼犹不知足。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胡人举兵反叛，便就利用了壮大起来的胡人军事力量。事实那个时候，唐玄宗手下握重兵的节镇，统兵节度使基本已经没有汉人了。
这种政策背景下，日本国这种四夷小国，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唐朝交往，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唐朝颠覆。而经过晚唐，北方的战乱带来的血腥教训，中原政权再次严夷夏之防，对于四周蛮夷的态度重新严厉起来，与周边的联络很多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