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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出去！滚出去！”胡雨霖猛地挥舞着手臂，圆瞪双眼，看着周围的人，仿佛要吃人一般。
管家心惊胆战的摆了摆手，丫环仆役们大气不敢喘的全都一个个低着头出去了，管家想了想，最后也倒退了几步出了房‘门’，将‘门’板关上，只留胡雨霖一个人在房间里。
胡雨霖没有去看管家，而是伏在了桌面上，用拳头一下一下的砸着。
“怎么会这样……”
“六百万两，那可是六百万两啊！”
“六百万两，西征协饷……这天大的窟窿，可怎么补啊……”
“左公要是知道了我挪用西征协饷，会不会杀了我……”
“老天！老天！这可要我如何是好啊！”
胡雨霖之所以对自己丢了这600万两的西征协饷如此恐惧，是因为他深知这当中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乾帝国自全隆皇帝改西域为新疆以来，新疆驻军和西北用兵，军费一项，多以协饷方式解决。何谓“协饷”？新疆初置，财政难以自立。故由户部和各省调拨银两维持军政开支，又因开支多用于军饷，故称调拨银两为“协饷”。从全隆二十五年开始。大乾朝廷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二三百万银两，因英乾战争和圣平天国之‘乱’。显凤年间，协饷屡次裁减，数额大幅下降，到彤郅初年，每年实拨协饷仅44万两，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应拨协饷中，两江60万两，浙江144万两。广东84万两，由于历年拖欠，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1960万两。
左季皋的西征重新“‘激’活”了协饷制度，但屡屡困于拖欠，协饷难办。加上左季皋人缘太差，比不得当年曾伯函用兵时东南协饷的“风起云涌”。彤郅六年，左季皋移师西北路过江西时，当时的江西巡抚刘昆义还主动要求每月增拨协饷2万两。但不久之后，刘昆义便借口有困难，增饷和协款便无踪影了。而沿海各省。则借口筹办海防，自顾尚难，纷纷要求停办或缓办协饷。左季皋曾屡次奏请朝廷催各地方及时协饷，然而，“一任函牍频催，率置不答”。
协饷能否协起来，原要靠中央调度，可显凤彤郅年间以来，各省一有缓急，就彼此通融协借，户部亦不过问。没了全隆时那一番大一统的财政统筹能力。中央财权失落，就要靠协饷者本人来协调了。惜乎协调这一块儿。以左季皋的‘性’格和处事方法，根本就做不来。
尽管协调的事做不上来。但在催款的办法上，左季皋却另有一套办法。
那便是，借洋债。
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季皋，而经办人则是胡雨霖。左季皋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弥补协饷之不足。左季皋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季皋所不能为此。
彤郅六年到彤郅七年一年之间，左季皋便通过胡雨霖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季皋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季皋经胡雨霖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高得离谱。刘昆义曾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季皋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一回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雨霖留回扣空间。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季皋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雨霖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季皋让胡雨霖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下，为了不当左季皋“高利贷”的冤大头，便只能使出各种手段，将协饷摊派下去。
而左季皋“高息催饷”下的牺牲品。便是各地的商民。
远的不说，广州的官员在左季皋“高息催饷”的‘逼’迫下，强令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缴纳西征协饷100万两。潘仕成生意周转不灵，乞求暂缓。竟然被诬告下狱。后幸得亲族进京活动，并找到了敬亲王申诉，才被释放。潘仕成的被释曾惹得左季皋极是恼怒，专‘门’为此上奏朝廷，要求严惩拒绝摊派的行商，后被朝廷压下不表
胡雨霖当然知道，左季皋为什么会对这些拒缴摊派的商人如此的痛恨。
早在西征之始，左季皋便提出中土可以仿行外国“贷兵饷于众商”的作法。“税项归款，商情乐从，事办易集”，但现实却无情的击碎了他的想法。西征军所驻当地商人们心存疑惧，根本不买他的帐，左季皋拟向当地商人议借款200万两以佐军需，结果众商最后只肯借银80万两，连一半都不到，且“心尚犹豫，未能释然”。左季皋对此怒不可遏。干脆便开始了硬‘性’摊派，对抗拒不从的商人进行严惩。一时间陕甘等西征军过往省份‘鸡’飞狗跳，商民对此敢怒不敢言。
作为左季皋的钱袋子。胡雨霖当然了解左季皋的脾‘性’。
对于拒绝摊派的商民如此，左季皋一旦知道自己为了贪图日本政fu给出的高利挪用了西征协饷，会如何对待自己，胡雨霖已然不敢再想下去了。
胡雨霖拼命的让自己镇定下来，他知道，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尽快的将这笔600万两西征协饷的窟窿给堵上。
只要堵上了窟窿，左季皋那里有了‘交’待，不但不会找他的麻烦。而他要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左季皋还会想方设法帮他摆平！
想到这里。胡雨霖的心渐渐的安定下来。
可是，要怎么才能堵上这个大窟窿呢？
600万两白银。对他胡大财神来说，不能说是天文数字，但也是一笔极大的数目啊！
自己的总资产，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但自己的主业是钱庄票号，阜康钱庄的大部分资金现在都用于放贷，只有少数资金用于购货，急切之间，是‘抽’不回这么多的资金的！
哪里可以搞到钱呢？
胡雨霖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了主意。
那就是生丝生意上的钱。
想到自己当初做出的囤积生丝以拉高价格牟取暴利的决定，他不由得暗暗庆幸。
生丝、茶叶和瓷器，一直是大乾帝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是中土商人经商获利的主要生意。其中生丝最为重要。上海开埠后，中土和外国的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移到上海。韶光二十五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为5000余包。到了彤郅九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已达近60000余包。从彤郅九年开始，全国生丝出口贸易约有三分之二，经由上海港向外国输出。一时旗昌、怡和、天祥等知名大洋行，纷纷落户上海，从事蚕丝和茶叶的出口贸易。但自圣平天国之‘乱’后，因为战‘乱’祸及，生丝和茶叶的生产大受影响，中土商民生丝和茶叶的对外贸易额度也大大的下降，来中土购买生丝的外国商人甚至都抱怨中土的生丝产量越来越小，让他们无处可买。由于生丝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生丝的价格也开始上涨，农民见有利可图，便纷纷开始从事生丝生产，但远未恢复到圣平天国之‘乱’前的规模（在这一时期，日本恰恰抓住商机，极力扩大生丝的生产，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