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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洲先生,政fu已经在‘逼’迫我们动手了,不能再犹豫了!”沉默了许久,筱原国干大声的说道。
就在昨天,他已经接到了消息,政fu军加强了熊本城的兵力,熊本城的守军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000人。
由于明治政fu在大久保利通主持下的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加之大久保利通以铁碗高压手段强行推行自己的政策,在九州的佐贺率先爆发了叛‘乱’,即明治七年以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之‘乱’”。其实江藤新平本人并非守旧势力的代表,他是确立日本近代法律制度基础的功勋重臣。他的很多政见,甚至是要超前于那个时代的很多“太政官”的。然而他所依恃的团体,却只能是有力量也有心推倒政fu的士族们。而士族也同时利用江藤新平的声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纠集了3000多士族军,误以为西乡隆盛会在鹿儿岛举兵响应,因而起事,然而迅速被捕处斩。这次镇压成功,显然也更坚定了大久保政fu继续推行政策的决心。于是在明治九年,大久保政fu正式发出了“废刀令”和宣布废除武士俸禄。士族更为不满。九州熊本旧士族200余人组织“敬神党”(又称“神风连”),宣扬神道政治,袭击县政fu和兵营,甚至直接冲入熊本镇台,打死县令和镇台司令长官,是为“神风连之‘乱’”,但起义很快被重新组织起来的镇台兵镇压。同时,在“神风连”的影响下,九州福冈士族400人组成“秋月党”响应,本州北部荻(山口)士族也都群起响应,是为“秋月之‘乱’”和“荻之‘乱’”。这两次起义也非常快地被大久保利通镇压了。
虽然这几次小的叛‘乱’,西乡隆盛通通没有参与,但大久保利通认为,只要国内形势继续恶化,西乡隆盛也一定会相时而动的。是以他在镇压了这几次小规模叛‘乱’之后,大大加强了针对鹿儿岛士族的防范工作。
熊本镇台是政fu军的重要堡垒。日本政fu于明治四年设置东山道、西海道两个镇台。后来又设东京、大坂、仙台、熊本四个镇台,各有兵力约2000人,作为弹压各地的主要军事力量。镇台兵一开始都是选择的旧藩兵改编为政fu军队。熊本镇台主要是用来警戒九州的,第一任熊本镇台司令官便是西乡隆盛手下的勇将,大名鼎鼎的桐野利秋。后来日本政fu又撤销四镇台,设立了六镇台,熊本依然是其中一个重镇。而设立新镇台后,日本政fu便改征募平民军作为主力,兵力依然是2000多人。熊本城自古以来一直都作为镇台驻在地。因为熊本城是与大阪、名古屋齐名的三大名城之一。它是当年丰臣秀吉手下大将加藤清正建立的据点,用了7年时间才得以建成,建成后到幕府末年一直都作为警戒、抑制九州诸侯特别是萨摩岛津家扩张的重要堡垒。现在熊本的镇台兵是由平民组成,“神风连之‘乱’”时,熊本曾被轻易攻下,虽然后来镇台兵的反攻奏效,可是还是给人留下了兵力空虚的印象。是以在面对“反形已具”的鹿儿岛武士们时,大久保利通毫不犹豫的增加了熊本城的兵力和武备,不但将熊本城的兵力增加到5000人,还给熊本城增派了1000余名警察部队,并增加了新式火炮20余‘门’,九州以北的军警部队和海军也都进入到了戒备状态。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鹿儿岛众武士认为政fu很快就要动手,战事已然不可避免,是以这天一大早便来到西乡隆盛处请命。
“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西乡隆盛放下酒杯,竟然‘吟’出一首诗来。
众人细细的品味着这首诗,室内一时间又变得沉默了起来。
西乡隆盛自从下野到鹿儿岛隐居,已经过去了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里,他一直在鹿儿岛通过办‘私’学校的方法,培养武士,积聚力量。但为什么现在他又犹豫了呢?
事实上,西乡隆盛的内心,并不愿意和明治政fu决裂,打一场内战,只是大久保利通等人‘逼’迫太甚(正应了林逸青的那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才不得不预先准备反抗。
而他兴办‘私’学校,加强鹿儿岛士族的力量,是因为他明白,日本迟早要对外扩张,那么一定会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由于俄罗斯是列强中最靠近日本也是最有扩张野心的国家,这场冲突必将非常‘激’烈。届时,以平民组成的日本政fu军无论如何无法抵挡沙俄军队,日本将面临又一次危机。这样政fu就不得不再次依赖武士们来抵御外侮并对内扫清障碍,这样一来,他所培训的武士们将大显身手,成为力挽狂澜挽救国家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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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五十九章 东京内线
因此,在这之前,非到不得已,西乡隆盛不会轻易树起反旗与政fu直接对立。西乡隆盛所谓“忧虑贻误志士方向,故‘欲’施以相当之教育,磨练节义,以期他日大成”的办学意图中,所期的“大成”,就是这样的大成。
但是,日本的国内形势,并没有按照西乡隆盛的意愿来发展。
倒幕战争结束后,日本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独裁政体。大久保利通就是倒幕后维护巩固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人物。他对自己的政治方略订下的目标是:十年训政,十年大修内政军备,十年致宪政付后来贤者。在大久保利通执政的时间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扫清保守势力,维护中央集权,为今后实行宪政打好基础。日本在幕末的大的阶级状况依上而下是天皇、幕府、诸侯、武士、平民,各级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大久保训政时期要建立起的架构是:天皇、太政官(中央官员)、各级地方官吏、平民。太政官由当初倒幕有功的武士们中的‘精’英担任,太政官任命各级地方官吏,平民接受地方官吏领导。除此之外,幕末的幕府、诸侯、武士这三个阶层都要扫清。其中幕府势力和诸侯势力都已经分别通过倒幕战争和废藩置县被消灭。只剩下倒幕中表现积极的武士阶层,他们拥有特权,试图独立于司法行政体系之外,又在意识上认为他们高平民一等,这些都将是未来实行宪政的阻碍。因此针对武士们,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明治政fu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从政治权利、经济、意识各方面取缔武士特权。
废藩置县后不久,明治政fu就改革等级制度,废除诸侯和公卿的称号,改称“华族”,各级武士全部统称“士族”,农工商宗教界人士一律为“平民”。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通婚,名义上各身份平等。加上军制改革,实行征兵制,平民兵也一样训练、出战,武士的政治特权被剥夺,结果引起武士们的强烈不满。
不仅是武士们对大久保利通把持的明治政fu不满,平民也对很多政fu的具体措施有很深的误解和不满。明治政fu在征兵令上文诌诌地说:“凡日本国民皆有保卫国家之义务,西人谓之‘血税’,言国民当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尽忠也。”可是很多平民从没有接受过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教育。而武士阶级当时还保留着重要的经济特权——他们有世袭或终身的俸禄,这笔钱的开支有时竟然相当于明治政fu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士族们又不事生产,这是很大的社会财政负担。于是明治政fu逐渐采用削减家俸、用产业资金换俸禄(现金加公债,类似后世某国的“公‘私’合营”)、用货币换俸禄米等办法逐步取消武士俸禄。然而这过程中也有很多弊端,由于日本还处在农业社会末期,商业基础还没有完善,大量公债脱离武士之手,转入高利贷商人的手里成为他们的原始积累资本,他们成为后来的资本家,而大批下级武士却就此破产。而除了武艺之外,武士们又没别的技能,转型去作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很困难,心理也很不平衡。而让农民‘交’货币作为租税替代米给武士发俸,对于无处以米换钱的农民来说,也非常不便。另外大久保利通支持川路利良“国乃一家,政fu为父母,人民为子‘女’,警察为保姆”的思想,在日本建立起近代化的警察和谍报体系,执法过于严厉,日本武士和平民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比幕末的高压统治还要黑暗。
西乡隆盛作为武士的楷模,在朝野有着极大声誉,在他控制的鹿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