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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影响太大了吧？而且这样的高级官员遇害，乾国政fu是不会罢休的，一旦追查到帝国身上，引发国际纠纷，会给帝国带来极大的麻烦的！”西园寺公望摇头道，“万万不可！”
“是啊！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放弃了这个念头。”伊藤博文叹息道，“这样的险着，还是不要轻易使用的好……好在，乾国的那些保守派官员，帮了我们的大忙，做到了我们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听了伊藤博文的话，西园寺公望一时默然无语。
对于暗杀一类的‘阴’谋，西园寺公望从心里一直是非常反感的，但他也明白，有时候，这种迫不得已的非常手段，还是需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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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一十二章 火山
上一次大久保利通经历的“人头事件”，不光大久保利通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西园寺公望也是心惊不已。
虽然大久保利通坚持认为，这件事西乡隆盛一定是主使者，但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一向德高望重的西乡隆盛，会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来。
但刚才伊藤博文说的曾经想要刺杀林义哲的话，已经让他清醒了过来。
现在的伊藤博文，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
“现在知道了这个消息，身为主管全国工业的工部卿，你打算怎么做？”西园寺公望问道。
“和林义哲做一样的事！”伊藤博文斩钉截铁的说道，“引入外援，殖产兴业！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日本发生最快的改变！林义哲已经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林义哲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比他更好！林义哲没有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到！”
“是啊！我们一定能比他做得更好！”西园寺公望兴奋的说道，“日本不是乾国，乾国太大，保守势力也太过强大，连林义哲这样的英杰都难以改变；而日本自维新以来，保守势力的阻碍已经大大减少，现在乾国虽然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但日本一定会很快追上去的！一定会！”
“尽管如此，陶庵，你也不要太乐观了。”伊藤博文转头看着西园寺公望，沉声道，“现在的日本，和乾国一样，需要一个和平安稳的发展环境，但是，如今的形势，我想陶庵是非常清楚的吧！”
“伊藤君难道是想说士族会叛‘乱’？……”西园寺公望明白了伊藤博文的意思，面‘色’一时间变得异常凝重。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fu，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fu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fu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岛津藩、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fu的利益点不合，政fu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当时明治政fu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到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fu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fu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虽然有了明治维新，但日本的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代，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fu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fu中不断争权夺利。
日本政fu中以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明治政fu下达藩治职令，接着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日本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
早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fu提出的维新政策中，却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fu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fu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日本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fu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fu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政fu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满。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fu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日本政fu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fu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fu运转明显不灵。政fu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fu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向海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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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一十三章 最幸福的日子
当时为了解决士族危机，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了“征韩论”。其实“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府末期，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日本政fu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无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利通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明治六年，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同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五参议”下野。明治政fu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拓展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fu一条路了。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起来。
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是已经处于将要爆发的火山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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