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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
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也都给张霈伦弹倒。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样样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本来已经定案，可临刑之时，王树汶大呼冤枉，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刑部复查，终予以平反。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或免职，或降级。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追究责任，适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与陈家既无冤，亦无仇，却还是参上了一本，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这下陈宝箴不干了，他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其覆，备兼听。”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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