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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无法保卫本国的领土，使之免受中国人在珍宝岛上发动的那种
突然袭击，将迫使莫斯科承认，迄今由苏联控制的主航道中国一侧
的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将使中国人像过去的许多年中一样，继
续在苏联领土上四处活动，因此（在新的紧张环境中）而使发生军
事冲突或宣传战的可能性大增。
不过，中国人毕竟稍稍开启了恢复谈判的大门。苏联人看重这
一点，所以没有完全拒绝中国的要求。在1969年6月13日给中国
的照会中，①苏联在拒绝中国五项条件的同时，对两国在边界问题上
的分歧作了详细的阐述，建议双方在两三个月内举行会谈，达成一
项明确的协议。苏联的这种克制态度在照会中表现得很清楚：
苏联方面赞成下述各点：〈1〉对边界线上没有争议的地段，双方申明一致意见，并
以条约文本为基础，经共同协商，就边界线的勘定达成一项谅解；〈2〉对发生了自然变迁
的地段，双方可以根据已有的条约，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
线进行划分；〈3〉双方签署共同认可的文件，把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
关于条约，苏联坚持的是“信守公约原则”，而对边界线的勘
定，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变迁部分和对已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
上。中国对条约坚持“情势不变原则”，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
件，但对边界的划分，也同样注重已发生的自然变迁——当然是有
利于中国的——变迁。①
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它们源于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
同立场，更源于俄国人的军事优势），谈判并未马上恢复就不足为
奇了。由于中国人拖延策略，且不愿与苏联人面对面进行谈判，莫
斯科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让问题继续悬而不决，或者迫使其有所
进展。由于1969年春末夏初边界事件仍持续不断（这显示了自由放
任政策的危险性），也由于边境河流航行谈判已表明中国人可以被
推到谈判桌边，所以莫斯科决定通过集结军队、蓄意扩大边界冲突、
威胁使用更严厉的暴力手段和要求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谈
判，以迫使北京就范。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1969年夏，但直到9月
初，中国人仍不屈服。就在这个时候，胡志明逝世了。他在遗嘱中
特别要求俄国人和中国人了结他们的分歧，他在河内的葬礼可为中
苏双方代表提供一个中立的会面场所。莫斯科马上提出了这样的一
个建议，但是北京不愿在整个夏季都遭受军事打击和核威胁以及中
国国内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与苏联会谈。所以，由周恩来率领的
中国代表团在碰到参加葬礼的苏联代表团之前，就从河内回国了。①
然而，俄国人还是给北京送去了明确的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
柯西金在从河内回国途中（他的飞机已降落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
国），接到了莫斯科要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的电报。9月11日，
这两位政治家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②曾竭力避免与俄国人见面的中
国领导人明确表露了他们的不快：会晤只持续了不到三个半小时，
而且是不顾苏联人的反对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市内举行的。此举与
过去几个世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蓄意侮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二
人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恢复边界谈判，停止边
界冲突。虽然双方都未正式公布机场协议的内容，但据半官方消息
透露，柯西金提出了下述建议：③
1。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
2。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3。在边界地区的某些地点建立非军事区。
4。恢复边界谈判，以已有条约和边界现状为谈判的基础，对边界线进行调整。
5。恢复边界居民的迁移活动，特别是苏联工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黑龙江沿岸地区
的迁移活动。
对苏联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胜利，因为苏联对要谈的问题和谈
判的基础作了详细的阐述。不过，前三点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
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在何处建立非军事区及非
军事区面积的大小问题将使双方产生争议，中国人将利用这些问题
阻止或拖延有关边界问题的实质性会谈。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终于
同意恢复谈判作为消除苏联的威胁的一种手段，而这也正是俄国人
所希望的。
9月11日机场会晤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苏联人
停止了对中国人的抨击；①边界事件未再发生；②贸易谈判得以恢复；
③此外，两国都在采取步骤互派文化大革命初期召回本国的大使。不
过，中国人还在拖时间。恢复谈判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人们甚至
不清楚中国人在北京是否同意了柯西金的建议。况且，即使达成了
一项协议，双方的解释也会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除9月11日发
表了一份简短的无具体内容的公报之外，④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
协议，甚至没有就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身为新闻记者的苏联间谍维克多路易斯于9月17日在伦敦《新
闻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出了苏联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
军事行动的暗示性恫吓。文章特别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内涵—
—断言苏联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也提到
了对罗布泊核基地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是双方未达成协议的证
据之一。证据之二是中国人在东京会见了当时的全苏工会主席谢列
平。①谢列平说：“中国人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看上去是积极的”
以及“我们希望谈判……得以恢复”。这表明中国人尚未接受苏联
的建议，甚至在9月30日尚未给予莫斯科正式的答复。据驻莫斯科
的外交官报告，北京甚至在10月1日的国庆节之后仍未作出答复。
②
这时轮到中国人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恢复谈
判了。他们分别于9月18日和10月6日向俄国人递交了正式信件
（在此期间，苏联显然作过答复，但内容一直未披露），③最后又于
10月7日和8日公开发表了重要声明。在10月7日的声明中，中国
宣布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1964年中断的边界谈判。声明还说，中苏
两国将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谈判（高于莫斯科最初提出的谈判级
别）。声明还明确指出，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俄国或苏联
违背“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所造成的。对此，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交换的中国地图上（未公开出版）有详细的
标示。10月8日的声明驳斥了苏联6月13日的照会。④不过，在声
明的最后，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
北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而言，前三项原则
与上文述及的中国政府在5月24日的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
后两项原则重复了柯西金9月建议的许多内容。这首次表明，中国
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不过，这些原
则也显现出了中苏之间的两点重要分歧。
第一，中国人想以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全部走向的新条约代替过
去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与他们在1964年的立场没有区别，但
与苏联的建议相去甚远。苏联建议对现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但
不同意在新条约签订之前取消所有旧条约并承认其“不平等”的性
质。第二，中国重申了原来的主张：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
撤出一切有争议的地区，如中国人所说的俄国人违反“不平等”条
约而占据的那些地区。苏联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它威
胁到了伯力和其它重要地区的安全。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69年 10月 20
日，谈判终于开始了。这样，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两国
又同意——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了。对中
国来说，谈判的恢复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
来，1969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
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
19日抵达北京，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另有成员七名。
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也另有成员七名。①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