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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不能要求经济发展过快时，他仍相信中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在
大跃进前夕，他开始发泄他的感情。在此之前有一年半的光景，他
总是对这篇社论怀藏怨恨，对周恩来尤其如此。①
同时，在1956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也对阶级与阶级斗
争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等采取了非常缓和的态度。他
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
题。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在1957年到1976年
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年2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形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
包含着斗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
斗争的范围规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
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
工、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白天和黑夜
——没有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①
1951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识的标准，在这个版
本中，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
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
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但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
会里面，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②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调阶级斗争的需要，
他要在整个50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但是，考虑到对于这两个仅有阶级所采取的
态度（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的问
题，他在1951年所划的界限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
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年设想的
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办法，这确
实比以前具体多了。③
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该讲话已收
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
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
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
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①
以毛的观点，到1952年6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界定为“中间阶级”就不合
时宜了。②
然而，他在1952年9月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到1957年止），
要求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不合理的。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指导，
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放弃赚钱的念头，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③
1955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区别“上”中农和“下”中农，
把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当作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分界线。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
六中（扩大）全会正式认可了他的农村路线。在这次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总结了当时的
形势，再次提到共产党人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
联盟。这两个联盟都“很必要”。但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
第一位的”，而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在强调这两个联盟间的相互
关系时，他说：
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
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
之后，农民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
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
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
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
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头三个五年计划的15年期间内（其中三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
张的”，他解释说。①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像上文刚引述的，毛在
他的讲话中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而实际上到1956年底就全部完成了（见《剑
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到1956年早期，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感觉到自己的
地位日益巩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对阶级斗争采取了更加温和、更加稳健的方针，尤
其是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还强调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另一件能够反映这一倾向的事情是，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接纳新党员时歧视非无产阶级成
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作出了
艰苦的努力，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然后，1956年，新党章取消了以前对于非工人成分的
较为严格的审查。其理由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前的社会成份
的划分已经而且正在失去其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观点的详细内容，因为它
们为我们提供了毛在他生命最后20年间关于阶级观点发展的背景材料：
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
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改变着；……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
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
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士兵；……。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
①
邓在这里更加注重为革命工作的主观态度与愿望，而不是家庭出身，在这方面，他的观点
与毛的思想持续（虽然并不完全一致）发展的趋向是协调的。但是他指出，中国社会的阶
级斗争正迅速消失，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显然与后来兴起而且将党冲垮的潮流是背道而
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当时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
个高潮期间，当康生抱怨八大政治报告含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还承认他在1956年也持
有这种观点：“报告我读过，而且是经大会通过的。我们不能让刘、邓两人单独承担责任”。
②
毛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开始戏剧性地改变他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度，而在10年后把刘少
奇打成“头号走资派”呢？一般的情况众所周知。值得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知识精英关
键性的更新换代，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但1957年的事件却加速了这一进程。在1949
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国所必需的技术干部与管理干部，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他
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