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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使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
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
首的职业军人，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
联则主张在实际政策上（即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
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
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严
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为了使介入越
南战争一事变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与苏联的大
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步。
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
场有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毛及其
追随者（特别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
赞成继续坚决反苏，也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
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毛1月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
①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
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建议。
毛对付两派人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②因此，他让修正主义者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工作，让
职业军人在党委会上或在文章中发表意见。由于美国在越南行事十
分谨慎，苏联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未获胜利，以及1965年秋初印度
尼西亚和非洲的形势发生具有讽刺性的逆转，③使得中国较容易地解
决了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12月初林彪发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①
是争论已获解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
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这
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
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国人关于革命战争进程的信条，把原来的模
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界农村”，②但它绝对不是反对发达国家
的宣战书。联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已经或即将遭受种种失败的国家环
境来看，该文更像是坚信最终会获得胜利并恢复革命进程的政治宣
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③然而，联系文化大
革命的背景来看，该文的发表表明中国将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确保在
国内继续进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输出人民战争。因此，文化大
革命共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年9月3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
二是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
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在受到1960年苏联顾
问的撤离、苏联经济援助的断绝和“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
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同
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官员们在努力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
年10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恢复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激进主义。⑤不过，
此时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扩
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等内容。北京认为
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
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
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
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
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
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年到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
世界，并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①表面看来，中国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1963年末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
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②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
计划，并向外输出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
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
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
视，准备在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第二
次万隆”会议。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会
议，它更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
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
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
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
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
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
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
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
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
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
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①
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
洲之行只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②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
家首脑们的谴责，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
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
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
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
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
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十分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
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
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
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
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③
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
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
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增加。④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
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
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
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所作为。苏联总理柯西金
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印巴冲突，①更使中国人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
难，这些打击是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
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
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
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
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不长时间就
有数十万人死于非命。②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
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
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
声誉马上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样，中国的革命政策彻底失败
了。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的几个事件典型反映出中国的实
力不足，难以对外国发生的事情进行遥控。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
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
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
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
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难以为继的外交
政策困境中退回来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