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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见于尔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军队”，载《亚洲概览》第8卷第5期（1968年5
月）， 第349—363页；于尔根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1967—
1968）”， 载《中国季刊》第44期（1970年10—12月），第112—145页；哈维W。内尔
森：“文化 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载《中国季刊》第51期（1972年7—9月），第444—
474页；内尔 森：“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载《亚洲概览》第14卷第4期（1974年
4月），第372— 395页。
① 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
② 对中国军事政治中野战军作用的分析，常见的参考书有：威廉W。惠策恩、黄震遐：《中
国的高级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也见钱玉生（音）：《衰退的中国革命：
军队中的不同意见与军队的分化（1967—1968）》；威廉L。帕里什：“中国军队政治中的派
系”，载《中国季刊》第56期（1973年10—12月），第667—669页。
③ 《一场大审判》，第82—89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5页。
②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6卷第2期（1973年夏季号），第96－99页。
③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1—455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
页， 《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页。
① 《文件集》，第19—20、21页；《大审判》，第160、164页。
①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期；《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
12 日），第22页。
② 《文件集》，第54—55页。也见迪特默：《刘少奇》，第152—153页。
③ 《文件集》，第56、61、66、71—72、78—79和89页。
① 同上，第84页。
② 《文件集》，第72、82、83、85和87—88页。
③ “二月逆流”的叙述来源于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
动 态》，1979年2月28日，E7…20；1984年10月21和22日《新华日报》中聂荣臻回忆，
见 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月6日，K21…24。也见李：《文化革命的政治》
第 6章；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5章。
①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20页。
① 对“武汉事件”的叙述根据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见《革命史资料》
第2期，（1981年9月），第7—45页。和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
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载《中国季刊》第47期（1971年7—9月），第413—
438页。
① 《文件集》，第111—112，115—116页。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98期（1967年8月），第8页。
② 有关这一时期外交部的斗争，参见梅尔文格托夫：“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
交事务”，载鲁宾逊：《文化大革命》第313—366页。
③ 关于这一时期重新复活的激进主义浪潮，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章，以及多
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8章。
① 《红旗》第12期（1967年8月），第43—47页。
②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07页。
③ 有关“五一六”兵团垮台的情况，请看《当代背景材料》第844期（1968年1月10日）；
巴里伯顿：“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阴谋：‘五一六兵团’”，载《亚洲概览》第11卷第11期
（1971年11月），第1029—1053页。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026期（1967年9月22日），第1—2页。
② 同上，第4069期（1967年11月29日），第1—9页。
① 解除杨成武职务的材料是由事件的参加者包括那些与林彪亲近的人提供的。见考：《林
彪》，第488—500页，在《新华日报》（1984年10月9—10日）和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1984年11月5日聂荣臻的文章，（第18—21页），以及在《北京晚报》1985年4
月12日及1985年5月1日的傅崇碧的文章，（第9—10页）。也见哈维W。内尔森：《中国
的军事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研究》，第97—101页。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70—271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70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05页。
② 《北京周报》第11卷第35期（1968年8月30日），第3—6页。
③ 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第57—58页。
政治体制的重建
随着1967年8月底清洗“五一六”兵团和翌年春天遣散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对旧秩序的破坏转变为创立新秩序——从中国
人所谓的“批斗”时期转变为“批改”时期。重建政治体制包括两
个方面：完善革命委员会组织和重新恢复党自身的地位。
这一时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形式上，中国“新”政治秩序
的结构与文化大革命前夕存在的那种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①文化
大革命以沿着巴黎公社的路线，“推翻”官僚机构并建立直接民主
的乌托邦式的夸张词藻开始的。但是，当政治重建的工作实际上已
开始以后，重建的蓝图才描绘出来，而且远不是那么美妙。干部们
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们在那里参加体力劳动和政
治学习，认为这样就能培养他们更为无私和更为有效的工作方式。
人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及其监督下的官僚机构比之以前的机构更加精
悍能干，而且更加忠实于毛主义的价值。而且由于其中包括了少数
群众代表，这些组织被认为更能代表大众利益。虽然如此，重建时
期的组织路线在这两个方面仍然十分明确：政府机构仍按官僚政治
路线来建设；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指导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列宁主义
的组织。
新的政治体制区别于以前的政治体制的地方是它的成员而不是
它的机构。军队官员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扮演了更为重要
的角色。尤其是在级别较高的组织中。老一辈的政府官员靠边站，
让位于那些缺乏经验、文化程度较低、派性观念重而且资历较浅的
男男女女，尽管这些人并不比前者年轻多少。接纳新党员的工作重
新开始。而且强调要大量吸收从红卫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
分子。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积极分子和旁观者之中所
造成的冲突尚未解决，结果，党政机构受到了宗派主义的严重侵染。
毛的“战略部署”
1967年9月，毛泽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制定了所谓的“伟大战
略部署”。在为前20个月的混乱辩护的同时（“不要怕制造麻烦，
我们制造的麻烦越大，越好。”），毛承认，乱子已达到了它的目
的，现在应迅速结束。毛告诫说：“车子开得太快就要翻，因此，
谨慎是必须的。”①
毛发现，当务之急是在中国29个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此时，
成立革委会的进程十分缓慢，令人烦恼：1967年1月到7月底，在
省一级仅有6个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指示：现在我们必须“发展和
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期望这些任务到1968
年1月能完成。
毛似乎认为两条指导方针有利于其余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首
先，毛现在准备看一看，人民解放军究竟能否主宰这个进程，因而
毛愿意检验一下军队的权威和忠诚，并愿意宽谅它的偶尔的过失。
就像他在夏末所说的那样：“军队的威望必须坚决维护，无论如何
都不能有任何迟疑。”有一次，毛以相当宽宏大量的口气提及武汉
事件，他接着指出：“军队在首次执行大规模的支左、支工和支农
以及执行军管和军训的战斗任务时犯错误，这是难免的。当时的主
要危险是一些人要打倒人民解放军。”②毛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反映
在他不愿看到翌年春天杨成武解职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大批判的靶
子。③
第二条指导方针是，毛认识到，如果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来自
于广泛的群众组织，而不是仅仅从那些得到地方军队司令员们支持
的群众组织中产生，那么，就能加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一意义
广泛的观念在一份通知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份通知说，解放军应该
“支左不支派”。毛的一个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