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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
的冲突，以及人民解放军内各不同野战军派系的代表间的紧张关系。
所有这些冲突似乎都在杨成武的突然失宠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1967年底以前，杨一直负责解决许多省里的冲突，就像他7月
份那样，陪毛去武汉完成类似的任务。不论在山西还是河北，杨都
支持保守派反对他们较为激进的对手。在山西，杨拒绝支持激进的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反对该省较为保守的军官们的挑战。在河北，杨
支持保守的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的联盟反对一个一直得到谢富治撑
腰的与激进派类似的联盟。
更有甚者，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站在周恩来一边，
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交锋。显然，杨和傅对与周关系
密切的一大批军队干部提供了军事保护。解除戚本禹的职务后，杨
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
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不管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对包括江青和谢富治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剩余成员来说，认为杨
正在为控告他们寻找材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杨成武也卷入了军队内部两败俱伤的斗争。尽管杨与林
彪有某些历史联系，但是，在革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在军委直属的野
战军而不是在第四野战军工作。杨与包括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内的杨
最亲密的助手们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而林显然怀疑杨的忠诚。同
时，林也把清洗杨成武当成是打击他自己的对手聂荣臻和徐向前的
一种手段，聂和徐曾是杨成武所在野战军的上司。
因而，杨成武因支持了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陷害，像第
一次一样，第二次“二月逆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尤其是保
护高级干部免受激进派的冲击。他被解职的直接影响有两个方面。
第一，它能使林彪加强对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控制，办公厅负
责对武装部队的日常控制。现在林彪能够把他的五个亲信塞进这个
要害部门，这五个人是：吴法宪；黄永胜，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现在代替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
会作；林的妻子叶群。①
激进的群众组织提出抗议，他们宣称新的革命委员会不足法定
人数。这种运动开始回潮，并合法化。这就是杨成武事件的第二个
结果。在山西、河北、山东和广东，暴乱尤为广泛。在北京，清华
大学对立的双方以校内建筑物为工事保护自己，他们在大楼前面设
置水泥路障和铁丝网，而且用弩机各自向仇敌发射砖块。
在广西这样的省份里，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武斗更容易发生。
对立的组织都从开往越南运送军需物资的列车上偷取武器。他们用
机关枪、火箭筒甚至用防空武器互相战斗。人们在香港附近的水域
发现了沿珠江漂流而下通常被捆绑起来的尸体。它们是武斗的牺牲
品。
正是清华大学的武斗引起了对群众运动的最后镇压和解散红卫
兵。7月底，毛命令部分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精锐保安部队——8341
部队，与北京一个针织厂和印刷厂的工人一起进驻清华。几天后，7
月28日夜，毛接见了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听到蒯大富抱怨：有
一只“黑手”把工人派到学校来镇压红卫兵，毛宣布：“黑手仍没
抓住，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我。”毛对红卫兵搞武斗，而不是进行合
理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
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
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
人不高兴，你能用这种方式把全国团结起来吗？②
除非红卫兵能把事情办好，否则，毛警告，“我们将诉诸军管
（对学校），并且要林彪实施指挥。”
此后不久，正如毛所威胁的，军官监督下的“工农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开始进驻中国的主要大学。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访问团
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转送给清华的宣传队，代表个人对他们的行动
表示支持。毛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工人阶级”
手中，而不是在学生手里。以此作为压制红卫兵的理由。8月中旬，
毛发布指示，宣布“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
作中的领导作用”几周后，他命令，与“解放军战士”配合的“工
人群众”应领导“无产阶级教育革命”。①
姚文元曾写过论海瑞的文章，发起了文化大革命。8月底，他又
写了一篇文章，该文实质上突然中止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
姚的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严厉批评过激的群众
运动。文章的作者以此为基础登上权力宝座。文章说，红卫兵运动
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由于参与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姚
表示：“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
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
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②由于实行这样的
领导，遗留的群众组织被解散，红卫兵的报纸和期刊都停止发行。
到年底，在遣散红卫兵组织的同时，开始了数百万年轻人的上
山下乡运动。12月，毛又发出了一个指示，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到1970年底，
约有540万青年人被转送到农村。大部分人在当地农村落户，但也
经常安置到偏远和边疆地区。人们对于他们还能返回老家几乎不抱
任何希望。③
① 有关毛泽东的思想倾向的论述，见S。施拉姆：“从‘人民群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
载 《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88—105页。
② 有关上海事件的论述，见沃尔德：《张春桥》，第7章。
①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见《北京周报》1967年1月27日，第7—9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
年1月 23日，载“文件汇编”，第49—50页。
① 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载《中国季刊》第34期（1968
年4— 6月），第7页。
② 《红旗》1967年2月1日，第3期，出自《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0期，第86页；
译自 《红旗》（1967年3月1日）第12—21页。
① 弗拉基米尔伊列宁：“国家与革命”。见亨利M。克里斯曼编：《列宁的主要著作》，
第 290页。
② 《红旗》1966年2月15日，第4期，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5期第137页，译
自《红 旗》（1966年4月21日）第5—22页；《决定》摘要见第9页。关于这一时期巴黎
公社模式 的使用，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回顾革命：中国人眼中的巴黎公社”，载《中
国季刊》 第49期（1972年1—3月），第106－125页。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61页。
② 关于毛的评论，见《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1—455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
第 49期，第826页，《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夺取政权的宣传和报道问题的通知”，1967年2月19
日， “文件汇编”第89页；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36—137页。
① 哈丁：《组织中国》，第253页。
①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见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
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165—312页。
②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60—261页。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71页。
② 《大审判》一书中这类事例到处可见。
③ 《火车头》，1967年2月7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3898助（1967年3月14日），
第 4—7页。
① 军队介入不断升级可追溯到中央的指示，见“文件汇编”。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23页。
③ 见于尔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军队”，载《亚洲概览》第8卷第5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