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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李作鹏和杨成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王力和
谢富治）。毛也亲自参加了几次会议。会上，毛和周都批评陈在2
月份解散“工人总司令部”，并且命令恢复这个组织。但毛明确敦
促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而且否认有任何打倒陈再道
的企图。
随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谢和王向武汉各派传达会议结果。不
论公正与否，这两人拿出来的毛和周的指示是：否定军区司令部，
批评“百万雄师”和支持该市激进的群众组织。为这些变化所激怒
的“百万雄师”的代表们猛烈冲击谢、王下榻的宾馆。然后，有一
群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抓住了王力，把他拘留起来，可能还打了他。
谢只是因为他的正式职务是副总理和公安部长而得到宽恕。
由于周火速赶回武汉，保释王力，并调动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
队夺取了武汉的控制权，终于把暴乱压制下去。王、谢和陈再道都
离开武汉，飞往北京。前两人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后者则遭到批
判和审问。
像“二月逆流”一样，“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显然受到控制。
激进派把陈的问题描述成一场兵变。因此，人们以为他将因为其不
忠行为而受到严惩。但是，像谭震林一样，陈再道受到的处分比想
象的要轻得多。他被解除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其他方面，对
他处理相当宽大，而且在林彪倒台后不到两年便恢复了职务。陈本
人把此归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们也感到惊诧，在文革领导小组
的手中，林彪对一个完全遭到排斥、甚至不驯顺的军区司令员竟然
会友好相待。
“五一六”兵团的清洗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
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激进派，
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要求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攻击北京
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义分子”。7月22日，仅在“武汉事件”
两天以后，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①她那个级别的领导支
持席卷全国的武斗，这还是第一次。她的声明只是使恢复秩序的一
切努力复杂化。
这种高涨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
来。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受到骚扰，英国公使馆（原文如此。应为英
国驻华代办处——译者）被付之一炬。一个以前曾驻印度尼西亚名
叫姚登山的年轻外交官，在外交部策动一场夺权斗争，他不仅直接
把矛头指向陈毅，而且还意欲指向周恩来，因为周试图保护陈。②为
了批判“陈再道的后台老板”，揪出为了保护最大多数人而挺身而
出的“另一个刘少奇”，③这一时期激进派书写的墙报号召打倒“旧
政府”。激进的红卫兵想把周揪出来“批斗”，公然在办公室把他
堵了两天半时间。
不过，这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周恩来，而是人民解放军自己。8
月初，《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号召激进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人民解放军中可能有修正主义分子，这大
概算不得什么新观点。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这个意思，1967
年上半年的许多社论中也有这个说法。但“武汉事件”所产生的后
果使得这样一个口号具有爆炸性，而且产生了许多直接的后果。军
区司令员，包括一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冲击：广州军区司
令员、国防部长的得力干将黄永胜被激进的红卫兵比作“广州的谭
震林”。②如果再不制止，这样一种提法将威胁到中国军队维持任何
一种秩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都反对文革小组的这种煽动，他们有共同的理由：
对林来说，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
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
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中国更加运离他似乎在追求的、令人
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所以，在8月底，文革小组重新改组。最激进的四名成员——
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解职，第五个即戚本禹4个月后倒
台。陈伯达当主编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向来是文革小组的喉舌，
现在被迫停止发行。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团”
把“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余秋里，然后又批判李先念、李
富春和陈毅，因而受到控告，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周恩来
本人。8月，责令激进派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负责。③
9月5日，中国的全部四个中央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军事
委员会、国务院和“文革小组”——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
的武斗，恢复人民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禁止红卫兵组织从军队手
中抢夺武器，军队不经中央指示，不得向群众组织转交武器。现在，
允许人民解放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对付抗拒军队恢
复秩序计划的群众组织。①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发表谈话，她设法让
自己及“文革小组”的幸存者疏远与那四个被解职的人的关系。她
不点名地提到他们，把“五一六”组织说成是一小撮企图夺取群众
运动控制权的“极左分子”。她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斥为这
些想把中国引向混乱的极左分子设下的“陷井”。她继续为自己提
出的“文攻武卫”进行辩解，同时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在任何
情况下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尽管她竭力否认自己对“五一
六”兵团负有任何个人责任，但事实上，江青等于被迫发表了一份
表示自我批评的声明。②
8月的混乱和“五一六”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重要的
影响。第一，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它把“文化大革命”的
重心从旧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转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创立。9月，毛泽东
根据他整个夏天巡视全国的情况，透露了他为未来的“文化大革命”
所作的“伟大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实质上是要求结束混乱，在22
个尚未组织的省级单位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
到1967年底，在组织“革命委员会”取得进展的同时，夏天的
事件也重新调整了激进的群众组织和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平衡，形势
对后者有利。1968年春天，正如我们很快就看到的，激进主义最后
一次回潮，但它从未达到1967年8月的高水准。在群众运动和人民
解放军之间，即在继续混乱和政治稳定的唯一希望之间被迫进行选
择的时候，毛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在新的地方革命委员会中，军
队现在能够相对稳定地向着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方向迈进。
“五一六”事件也改变了北京的中央领导层中的联盟形式。在
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所有主要成员中，与“五一六”清洗的牺
牲品关系最为密切的，从而也是受到最严重削弱的人是陈伯达。“五
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
的副主编。在60年代初期北京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闻机构中，他们
都与陈有密切的联系；《红旗》停刊只能被解释为对陈的编辑方针
的否定。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以后，陈伯达便转而寻找新
的政治靠山。看来他已选择了林彪。这是一场双方互有所求的政治
联姻。陈伯达能给林彪提供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点缀，而这显然是
林自己在公开讲话中所缺少的。作为回报，林彪可以给陈伯达提供
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军队似乎不可避免地从文化
大革命中脱颖而出，处于最有力的地位。1967年底，陈伯达开始与
林彪更紧密地工作在一起，献上他以前提供给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
组的那种捉刀代笔的服务，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清洗杨成武和压制红卫兵纵使发生了“五一六事件”，但在1968
年春天和初夏，激进的群众运动还有一次回光返照。解放军领导层
内仍有神秘的混乱，这使激进派昙花一现的复兴成为可能；1968年
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道被解职。
①
清洗杨成武看来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分裂的一个典型事例：
各省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
的冲突，以及人民解放军内各不同野战军派系的代表间的紧张关系。
所有这些冲突似乎都在杨成武的突然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