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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后一阶段”，工人们留在原岗位；冻结企业和银行基金。
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始接管工厂、码
头、报纸和其他经济企业单位。这些行动开始后不久便采取了最后
一步：激进派组织宣布新的上海市政权机关组成，它将承担旧的上
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职能。
在这个月的后半个月里，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得到中国各地的
认可。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辛辣的社论鼓励全国的
激进组织起来从党委手中夺权：
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
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
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
大权，统统要夺回来！①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布的一条指示重申了《人民日报》
要人民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取权力的号召。它把文化大革命描
绘成不像十一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只是一场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修
正主义倾向的批判，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②
中央文革小组的目标的激进化是与文革小组人员构成的激进化
相伴产生的。1967年1、2月，所有在前一年任命的人民解放军、地
区和省的党组织的代表都被免除了职务——当然是和陶铸一起被免
职的，他在作为中宣部部长在12月被清洗时就丧失了文革小组成员
的资格。这再次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只反映了与江青、康生和陈
伯达有联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的观点再也不会受高级
的党和军队的官员的影响了。
中央委员会1月23日的指示还在第二个方面使文化大革命进一
步升级。整个1966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多
少有点躲避和矛盾的角色。可以确定的是，它以某些方式积极地站
在了毛主义者一边：为江青攻击现行的文艺路线提供了一个论坛；
在1966年春，通过《解放日报》为激进观点提供了喉舌；在一些重
要会议期间（如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的十一中全会），保证
了北京的安全；向红卫兵提供后勤支援。然而从其他方面来看它又
置身局外，甚至采取了敌对的立场。十一中全会决议特别规定了军
队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管辖，其他指示也显然命令军队在群众组织之
间以及激进组织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冲突中采取“不介入”姿态。在
许多地区，军队还为地方和省里党的官员提供庇护，并动用力量镇
压激进组织，起了“防空洞”的作用。
而后，直到1月23日，在毛主义者的联盟中最积极的成分一直
是以文革小组为代表的激进的智囊团和以激进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
派组织为典型的基本群众。现在，鉴于在整个秋季出现的全国范围
内的对峙局面和在1966年底前后开始出现的权力垮台，毛决定把军
队——此乃其政权基础的第三支力量——更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
中去。1月23日的指示（其中引用了毛主席最新发布的一条“人民
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命令武装部队取下任何不
介入的伪装，不要再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要“积极支持广大
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从而“决定性地消灭”一切敢于反抗
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
然而，一俟决定了授权群众夺权之后，其他同样重要的决定仍
待作出。谁应夺取政权？谁应行使权力？通过何种组织？也许关于
此事最紧迫的问题是“群众”是否能真正地担当起给他们的任务。1
月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使用的语言及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一种推翻那些篡夺政权后并背
离正确路线的人的农民起义。但是中国的“群众”是分成许多忙碌
于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的，而且不谙政治管理，不是一支能够行使
有效的政府职能的统一的政治力量。
这些问题都在1月底遍及全国的“夺权”浪潮中得到了反映。
在一些地方，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均纷纷声称已夺取政权，并向北
京请求支持。在其他一些地方，党的官员利用友好的群众组织发动
后来所说的“假”夺权。还有某些地方，群众代表进入党政机关办
公室，要出用以在官方文件盖印的图章后再出来，相信占有了权力
的象征即意味着夺取了权力。正如周恩来所言，权力被党“放弃”
了，但红卫兵却未能有效地“保留”它。①
这些困难的程度在中国中央的新闻媒介承认的事实中可以看得
出来，1月底全国发生的13起夺权事件中只有4起得到了认可。发
表在2月1日党的理论刊物《红旗》上的一篇重要社论，实际上默
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编者按指出，夺权
不应简单地由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而应由其态度足够“革命的”、
由“革命群众”代表、当地驻军、党政官员的“三结合”来实施。
群众代表的存在可能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民粹主义精神。但是
如编者按所承认的：“只依靠这些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不行的”，
没有“三结合”的其他两种成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解决好
在他们的斗争中夺取政权和使用政权问题……即使他们取得了政
权，他们也不能巩固政权”，干部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有行政经验，
十分了解政策和计划；军队代表，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三结合”
中最重要的部分，将能够保证秩序和镇压任何对夺权的反抗。②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毛主义者的中枢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
是新的权力机构的形式了。在短期内，毛主义者曾几度打算围绕巴
黎公社的原则来重组中国：所有干部通过全体选举，都从普通公民
中产生，与普通工人同酬，向选民定期汇报工作，可随时被免职。
这些原则，其关于政府形式的含义完全不同于经典的官僚机构，已
被马克思、恩格斯和1917年之前的列宁所认可，他们要引入的用以
代替这种官僚机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机构的形式，用列宁的话
说，是“资产阶级社会所独有的”。①
在1966年，存在时间不长的巴黎公社成立95周年之际，巴黎
公社模式在中国激进分子中是很时髦的。就在十一中全会之前，2月
份的《红旗》上刊登的一篇长文，重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并鼓吹
其原则适用于中国。会上，批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规定这些新
的组织要体现公社的原则，即使它同时规定了这些委员会将补充、
而不是取代官僚化的党和国家的机构。②
以此为背景，一经1967年1月作出要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
夺权的决定之后，激进的中国人又回到巴黎公社模式上去就不会令
人惊讶了。2月1日的《红旗》上的编者按完全重复了一个世纪之前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接受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必须
建立新的组织形式的评论，坚持认为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不能仅仅从
现存的党政机构中夺取权力，而必须要建立全新的组织机构。虽然
它对要建立的新的组织形式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方针，但它强
烈地暗示要遵循巴黎公社的模式。为了贯彻这一建议，许多在1月
底新成立的省市政府宣布：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其官员将通过群
众选举挑选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免职。有的地方如上海和哈尔滨，
实际上自称是“人民公社”。
然而，从1967年初的形势来看，这一步骤与早些时候号召群众
起来夺权一样不现实。以上海的情况为例，一点也没有立即行使巴
黎公社式的民主。在组织公社问题上，张春桥无视直接选举的原则，
只应允将来在某个时候“条件成熟”时举行这样的选举。实际上，
上海公社成立后马上就有人抱怨张牺牲其他组织的利益，偏袒工人
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并动用人民解放军去镇压反对派。一些人抱
怨他忽视了工人在去年12月提出的经济要求，而他自己，作为前上
海市宣传部部长和现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很难说是一个“普通公
民”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