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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①
一到首都，毛就召集了有中央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
加的会议，会上毛要求撤销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不懂，
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学校的
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
行，省委也不行。”②北京市委立即宣布从该市所有大中学校撤出工
作组，并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③
但是北京市委的迅速投降并未使毛平静下来。他开始为召开中
央全会做准备。这次全会是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将批准已经采取
的措施，并使他关于在中国发动一场反修革命的长远目标的设想合
法化。会议在8月初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可
能刚过半数——这反映出党内分歧很深，会议召开得也很仓促。与
会者不仅有非中央委员的党的干部、而且有“来自北京高等院校的
革命师生代表”，④此外，林彪明显加强了军队对首都地区重要设施
的控制——因而使他加紧了在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的
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即使如此，毛自己后来也承认他得到与会代表
支持的人数刚刚超过半数。⑤
这次人数不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三个主要方面作出了决定。
人事方面：同意提升七个毛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
抵制他或没有正确理解其意图的则被降级。全会批准了5月政治局
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以及
将彭和陆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刘少奇由于对“五十天”运动的错
误处理，被免除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并在党的排列顺序中由第二位
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代替刘成为第二把手，并且成为党唯一的副主
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组领导人陈伯达和
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与文革小组关系越来
越密切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被指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
央书记处书记，全盘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这个位置以前由彭真占
据。
新进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林彪或江青的亲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作
出的其他人事决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组与党和军方的妥协。
一些与江青、陈伯达或林彪没有密切联系但富有经验的党和军队的
干部，也被补进文革小组。四个资深的省级领导人——陶铸（新任
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刘澜
涛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三位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徐向前
和聂荣臻——也被增选进政治局，也许这是一种平衡林彪日益增长
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刘少奇作了正式政治报告，但他的报告在林5月
作的关于政变的谈话和毛8月下旬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友
好的信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这两份材料分发给了大会代表。①全会
公报回顾了60年代初的重大问题，肯定了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观点，
间接批评了跟刘少奇走的一些人。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方针（体现在1963年5月的“前十条”和1965年1月的“二十三
条”中）被说成是处理农村组织问题的正确方针。全会赞扬毛对培
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心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级斗
争的理论。全会也赞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
军学习的号召。
最后，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表达了毛对这
场运动的观点，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是
要：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
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
层建筑。
主要方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
和干部”，决定声言，即使这些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成
功的关键在于“党是否敢于发动群众”，无论是抵制、还是试图控
制这场运动都是不妥当的。
“十六条”反映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十六条”对
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可容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十分含糊不清。
另一方面，决定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出“乱子”，但决定又用毛
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革命“不能那样雅
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决定也提出了
运动的总目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
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而决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对
参加革命的大、中学生的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陶铸的提议，决定也包括了一些明显
意在限制文化大革命行为的条款。①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的可能性，禁止使用强迫和暴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学
家、技术人员、干部以及乡村的党政机关，免于卷入整个运动。决
定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碍经济生产，并且规定即使“资产阶级的
学术‘权威’”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批判，但未经党委的批
准不能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他们。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会的基调与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现偏向的
警告仍有明显差距。甚至在大会期间，毛写了一张“大字报”，张
贴在中央全会会议厅外面，他在大字报里指责“某些领导同志”—
—很明显，这指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五十天”里“站在反
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去学校和政府机关。①十一中全
会通过决定，撤销了三个政治局委员（总共有21个政治局委员）的
职务，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标志着十一中全会的深刻意义：毛泽东
个人发动的对党的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合法了，为了进攻就
需要在更高程度上发动群众和进行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① 有关毛与他的同事们在60年代初的冲突，参见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革命：政策
进程的动力》；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7章；罗德里克麦
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剑
桥中国史》第14卷中的章节。
② 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页。
③ 帕里斯H。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修订本），第131页。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3—195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02页。
②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文件”，1967年5月18日，
《北京周报》1967年5月19日，第10—12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1967年11月6日，《北京周报》1967年11月10日，
第9—11页。最近出版的材料说明，后一篇文章是在陈伯达与姚文元的监督下起草的，见
孙敦П啵骸 吨泄膊忱方惨濉罚ㄏ挛某啤独方惨濉罚戮恚�268页。
①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60年代初期的情况，见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作 用”，载《太平洋事务》第39卷第3—4期（1966—1967年秋季号和冬季号），第269
—289 页；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12章；埃里斯乔菲：“林彪领导下的人
民解放 军：政治干预的前奏”，载约翰M。H。林德贝克编：《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
第343— 374页；埃里斯乔菲：《党与军队：中国军官的职业化与政治控制（1949—1964）》。
① 关于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6章；约翰吉廷斯：“‘向解政
军 学习’运动”，载于《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哈丁：《组织中国》，第
217— 223页；拉尔夫L。鲍威尔：“经济中的政委：中国的向解放军学习运动”，载《亚洲
概 览》第5卷第3期（1965年3月），第125—138页。
②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1967年12月16日）引自约翰吉廷斯：“从文化大革命着党与军
队的 关系”，载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党的领导与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