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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
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
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
“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
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
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
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铸造毛的权力基础
到1964年，对党的机构发动攻击的力量基础开始建立。这一势
力基础的各部分开始是逐个形成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协调。一个部
分是由社会和经济政策而非人为操纵所产生的，这些政策在社会中，
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制造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的人。第
二部分是在毛的妻子江青的指挥下，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形成的。
第三部分是由国防部长林彪在部队中组成的。在1964至1966年间，
这三支力量有组织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在毛的领导下可以有足
够的力量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地位牢固的党的机
构。
人民解放军毛的权力基础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林彪领导的人民
解放军，如果中国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驾驭得住的话。①林彪在
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一直非常注重在军队
中恢复政治工作——一项一箭双雕的政策，一方面保证武装力量对
毛领导的忠诚，另一方面提高自己在毛眼中的身价。林在人民解放
军的基层单位重建了党支部（原文如此——译者），复活了在彭德
怀领导时期日渐松散的政治部工作系统，加强了党的军事委员会对
军队的控制，林还强化了军队的政治教育项目，主要以新编的毛泽
东语录作为基础教材，这种语录小册子成了以后红卫兵携带的红宝
书的原型。
同时，林也寻求恢复一些革命时期的军事传统。在50年代，30
年代和40年代游击战的组织原则和战术原则被搁置一旁，采用了具
有正规军特点的原则。建立了正式的军衔制。民兵的地位降低，彭
德怀建议以更为正规的军事预备役制度取而代之。早期的“军事民
主”不见了，更强调军阶等级和军事纪律。苏联军事理论（注重阵
地战与现代化装备）取代了用原始武器打运动战的毛泽东的军事思
想。
反对抛弃人民解放军的革命遗产而采用这些“外国战略战术原
则”的呼声早在50年代中期已很强烈。所以在50年代最后几年，
当彭德怀还担任国防部长时，有些恢复某种平衡的做法已在进行。
但是，在林彪的领导下，这一“重新革命化”的过程加速了。新的
军事条例强调一些传统观念，如政委与军事指挥员的联合领导，维
持部队忠诚与士气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军民的紧密关系，官兵平
等，等等。军事战略再次强调步兵（与专业化军种相对立），民兵
（与正规军相对立）的重要性，强调小分队战术（与诸兵种协同的
大规模军事演习相对立）。最后一个尤具象征意义的步骤是在1965
年废除了军衔制，将士们取下了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穿、戴的苏式
制服与识别标志，重新穿上延安时代的无任何标志的草绿色军装。
可是，林彪也不允许自己的这一系列政策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
斗力。尽管他声称取得军事胜利，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林还是
支持空军的现代化和研制中国的核武器。他说，政治教育在部队训
练中应占高度优先地位，但他也督促部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军事操
练上而不是政治学习上。林多次重申人民解放军要遵循人民战争原
则，但民兵活动规模比大跃进时的高潮时期缩小了很多，农村民兵
组织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维护治安而不是军事活动。
这样，在60年代初，林不仅恢复了部队的政工系统和一些传统
军事思想，也成功地于 1962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
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些成就表明，人民解放军的“红”并不
是以失去“专”为代价的。
6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的非凡表现与同期众所周知的党政机构
的软弱无力形成明显对比。所以，毛把林彪看成比刘少奇或邓小平
更能干的组织管理者和更为忠诚的副手，并且把人民解放军作为政
府机构学习仿效的楷模就不足为怪了。为此，1964年2月，发起了
“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全国性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机
构以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作典范建立了自己的政工部门，这一机构
负责政府官员的日常政治学习。政工部门中约30％至40％的职位由军
队转业干部或直接从部队借调的军官担任。①
林彪自然很乐意让军队充当这一新角色。实际上，很有可能是
林彪首先提议在政府机构中设立政工部门，更有可能是林彪提议将
政府机构的政工部门统一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辖。如果这一建议被
采纳，将会大大增加军队在政府事务中的影响，侵犯了党在这一领
域内的传统责任。虽然刘少奇同意毛的决定，在政府机构内设立政
治部，但他坚持政治部应由负责经济工作的党的机构来管辖，而不
受军队政治机关领导②。
尽管如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倡议和政府机构中政工部
门的设立使解放军和林彪对政府事务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
具有更大的影响。1966年2月，人民解放军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
作的会议，名义上只限于军队内部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对全国文艺
界都有很大影响。③1966年3月，林给一次全国性的工贸会议写了一
封信，号召经济管理者们更积极地学习毛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来
说无足轻重的信件，但却标志着林对全国性的经济工作有了更大的
发言权。④
激进的知识分子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
的小集团，到1966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
群众发动者。纠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江
青，她很快认识到，毛与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
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江青1937年去延安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是上海的一个二流
演员和文艺圈中名声不太好的女人。她与毛1938年的初次接触给这
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从舞台转向政治提供了机会。由于她复杂的背景，
她与毛的婚姻遭到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只是在她同意30年
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后，这桩婚姻才得以认可。①由于健康原因，她在
50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到60年代初，她健康状况好转（虽然
脾气依旧），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程：改造中国文化。她承担这一
任务，一是她早期的舞台生涯使之勉强说得过去，而主要则是毛对
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日渐不满，给了她实质性的鼓励与支持。
江对京剧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颇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视和
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的反对，新闻界对她也不屑一顾。②遇到这些阻
力，江转而求助于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较年轻而相对激进的文人。与
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年纪较轻，地位较低，较少从世
界范围来看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彻底。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
以来，出于信念和职业的原因，在有关学术和文化问题上，他们中
许多人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气氛比较
宽松时，经常与他们更具自由化倾向的上司进行论争。③
江青与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中的两部分人发展了关系：一部分集
中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包括关锋、戚本禹和林杰），
另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包括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
以及姚文元）。前一部分人学有专长，精通历史和哲学，与之相比，
上海这一批人在新闻批评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在
北京方面，多年担任毛泽东私人秘书和理论家的陈伯达促进了江青
与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共产党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为他们的
联系提供了便利，与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柯庆施在大跃进失败
后，仍然紧跟毛。
1963至1966年期间，江青与她的文人小集团将主要精力放在文
艺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