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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
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
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
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①
可以认为，在毛的晚年，仍然在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中
共存的某些对立面开始分离了，从而释放出最终导致其思想和行动
走向毁灭道路的能量。在几个决定性的、相互关联的方面，以前的
统一体是从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解体的。毛越来越把领导
者及其特权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
民内部矛盾。由此，从这一洞察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被看
成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特权的当权者在内的实体的中国共产党，不
能简单地在与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净化，而必须彻底打碎，
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除了党或党内特权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之外，毛泽东思想结构在
60年代开始发生的极为复杂的分解或解体过程，还涉及其他一些倾
向。我已经以相当篇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相互作用，
也曾探讨了苏联模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苏冲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一
分为二”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1963年10月26日，周扬
在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
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正巧是在毛70寿辰之日（1963年12月26
日）公开发表的。很明显，它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报告中，
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马克思时代至当时的工人运动
史。①
事实上，毛本人早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会议上就使用过
这一表达方式。尽管他当时强调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
而是这样一些事实：所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充满”了
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他得出结论：“一分为二，
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②
紧接着周扬1963年的讲话发表后，毛本人对“一分为二”这一
口号的运用首先唤起了在中共党内进行反“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
要求。换句话，这意味着号召进行阶级斗争（正如《剑桥中国史》
第14卷第10章论述的那样，这也是为了清除和迫害杨献珍及其他
提出相反提法——“合二为一”的人）。
毛宣称，这一原理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并由此得
出结论，说电子也像原子最终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论
现在还是将来，社会范畴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裂。③
归根结底，毛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冲突当然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
义应当采用何种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但文化领域也
是一个重要的战场。60年代初期，毛认为，文学和哲学的某些发展
不仅是种种不良倾向的表现，而且已成为通过上层建筑机构向社会
主义根基发动进攻的武器。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第一次以
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一忧虑，并同时发出阶级斗争的号召，
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
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①
这一论述的明显含义是：在被夺取政权13年以后，“反革命阶
级”依然在中国进行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阻止他们的
破坏活动，有必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经常性的斗争。正是在这
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成为庞然大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呈现出萌芽状态。由于这一时期毛的阶级概念有些含糊
不清，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然进一步表明他强调的重点是上层建筑和
主观力量，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号召导致了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一样，这一论述也推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鼓励了江青去发
动京剧改革。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里，我已对这些政
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里只需简要地提及毛继续火上浇
油的两条指示就足够了。1963年12月，毛抱怨艺术、文学和戏剧的
许多部门仍由“死人”统治。他宣称，“社会和经济基础已经改变
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
个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
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他
的判断更加严酷了，他说，中国作家协会“15年以来，基本上（着
重点是毛加的）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跌
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芬
俱乐部。①换言之，他们将会变成彻底的反革命，并将作为反革命受
到处置。
与此同时，从1963年到1964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
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毛并没有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发展到像“四
人帮”那样以“臭老九”来丑化他们的地步，他转向了比大跃进时
期更为极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
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②
毛之所以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间
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
子（尽管他可以编造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他们是剥削群众的），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斗争的乌托邦，没能全心全意地执行他的
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责了全党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
他说，“现在几包烟就能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
③
这里提到基层干部表明，在刘少奇制定“修改了的后十条”前
不久，毛并非完全不同意刘的观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针对基
层，也要针对较高的领导层。无论如何，毛更担心的是享有特权的
城市精英的态度和行为。1964年6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
的谈话中，毛说道：
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
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
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①
正如我们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讨论的，毛泽东
与刘少奇的最后冲突是在1964年12月发生的。当时，毛对那些他
认为歪曲并篡改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定战略的东西感到
不满，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条指示。毛后来声称，刘拒绝接受这
一指示。在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新资产阶级”的讲话，
这些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新资产阶级中，权力而不是金钱
成为决定性因素。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阶级成分与工资差别问题显然是毛特
别关心的问题，但即使在这时，他对此仍表现出一种宽松和幽默的
态度，而这在“四人帮”那些沉闷和狂热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是很少
见的。毛说：“吃多和占多是件相当复杂的事。”“像我们这样的
大人物，有汽车，有带暖气的房子，有司机。我只挣430元，我雇
不起秘书，但我必须雇。”②
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不能不参考毛在1964年早些时候所说的
这样一句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③人
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
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至于那些与
他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的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
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
部中那些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
中的“极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