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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1页。英文原注是：《毛选》第4
卷，第378页，（《文选》第5卷，第14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95页。）
④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2页。（《孟子》第6卷，第2册，第34页；D。C。
罗：《孟子》第201页。）
⑤ 同上，第208页。
⑥ 同上，第215页。
① 《万岁》（附录），第37页。（“六十条”中的第四十七条）
② 《万岁》（1969年），第210—211页；《杂录》，第110—111页。
③ S。施拉姆译自《毛泽东和他的永远革命理论》，第227页。
① 8月21日的讲演，《学习文选》第310页。
② 《万岁》（1969年），第493页；《杂录》，第347页。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S。施拉姆为《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所写的前
言，以及第二本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别是雅克格内特和许华茨的文章。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③ 《万岁》（1969年），第195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页。
① 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书》，第10页。
② 《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英文原往为：安格斯格拉姆：《庄子：
〈庄子〉一书中主要的七章和其它著作》，第261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苏联对其发展的影响当然就是广泛而
深刻的。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曾
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对于苏联在这两方
面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持有不同态度。毛逐渐地，而且是比较晚
地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相反，对于中国不仅是共产主
义事业中的一个小伙伴，而且应该使中国完全从属于一个世界革命
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丧失个性的观念，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接受
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对这个问题
已作了总体概述。当斯诺问，共产主义胜利后，在苏维埃中国与苏
维埃俄国之间，是不是会出现“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政府”时，毛回
答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毛泽
东否定了斯诺的猜测后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
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而只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①
延安时期苏共和中共、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不属本章
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1949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注意一下毛对
斯大林在1945年内战爆发后的艰苦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评价，看来是
合适的。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
毛回顾了1960年以来中国因“反赫鲁晓夫”被迫将注意力离开国内
事务的情形，他批评道：“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
这样问题”，接着，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继续说：
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
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
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
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
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
是南斯拉夫了。②
1949年6月，在内战胜利前夕，毛仍然宣布，与苏联的联合将
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此，他作了如下总结：“在国外，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
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在回答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这一指责时，毛
对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
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
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
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
虽然这是1949年就已经明确宣布了的外交路线，但是斯大林的
态度使毛执行起来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像毛后来回忆的那样，
他于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为了获得斯大林对中国提供在毛看
来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耗费了他两个月的谈
判时间，“等于一场斗争”，当然，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苏联
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50年代以“社会主义阵营”
著称的大统一体中的地位冲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解释
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谈判中的态度：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
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
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②
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对另一个最
终可能成为苏联竞争对手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
或者至少对于世界舞台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问题上
要求享有发言权，而且还有毛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
路这个问题上长达20年的冲突。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
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
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
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
“认识中国这个客观社会”当然就意味着抓住在一幅员广大而
且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情况，设计一个
以土地改革和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形式。而且它也意
味着设计一套新办法，以便一旦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改
造社会和发展经济。假如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
—1960年的大跃进中苏之间的冲突发展尚未公开化的话，那么困难
时期里，中苏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冲突就渐趋白热化。
在这个时期，国外和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毫无疑问，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1956年秋天波兰
和匈牙利的动乱之后，中国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
提供的经济援助会减少，因为要稳定东欧局势，必须在那里付出更
多的代价。就这点来说，中国特别在1958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
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个人的武断，而且也是对国际形势客观
现实的一种对策。与同一时期在某些其他国家充当顾问和技术专家
的“丑陋的美国佬”相比，“丑陋的俄国佬”显然不算更有魅力。
而且抛开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
经济发展规划依靠外国专家来领导，就产生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
中国人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当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明确而有力地表明
了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互联系的各方面问题的总的态度。
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他说：
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
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
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①
毛的这段论述，强烈地显示出应有的民族尊严。他说，照抄外
国的经验，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