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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的对象——好的阶级，通常被简称为“贫下中农”。①强调从这
一阶层中吸收积极分子来巩固和加强高级合作社。
新的合作社在规模上超过了绝大多数自然村落的联系网络，由
此使得农村的联系变得不方便。在中国南方，一个村子一般有1000
—2000人，这里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合作社。而在村子较小的其他地
区，合作社由几个自然村组成。尽管农民们已习惯于被管理——通
过这种组织从上头层层管下来——但他们不习惯在这样大的组织里
与其他社员合作一起从事共同的经济活动。各种不同的血缘之间、
村与村之间以及邻居之间的公仇和在这种大合作社中不同家庭之间
的个人宿怨损害了合作的基础，破坏了增加农业生产的必要前提。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高级社仍受到了不少这场农村运动的投机
者的欢迎。许多当地干部，尤其是那些曾经当过贫下中农、在早期
的合作社中攫取了领导位置的干部，都拥护合作社进一步向高级合
作社发展。他们觉得依据一个既不清楚又经常变化的标准付给中农
和富农额外的股息，已经成了一件难以承受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妨
碍他们行使权力时，就必须予以解决，他们决定取消这种做法。此
时他们已从负担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管理地方经济
事务的权力。这种地方干部成了人民政权群众基础的一部分，毛将
此称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①
那些被政府定为贫下中农的有抱负的年轻人自然就形成了那种
政权基础的另一部分。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这无疑是非常激动人心
的时代。他们有机会获取村领导的权力。他们所要做的是积极推动
合作社化的进程，坚决谴责富农和其他所有在向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迈进中拖他们后腿的人。但是，对中农和上中农来说，日子则很暗
淡。而那些被划作富农的人，就更惨——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
政治权利。
对许多贫下中农来讲，这是个充满未知数的时代。虽然间接地
得到了富农和中农的财产，但他们更多地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们
到处受合作社干部的摆布，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属于别的
村、别的家族、别的姓和另一辈——这些人除他们自己外什么也没
有，因此有可能对他们毫无同情心和忠诚感。然而当这些农民们所
担心的问题将要解决的时候，出现了更大的问题。1958年，毛主义
者的政府开始了大跃进。
在普通农民看来，大跃进初期是好的。大量城里的干部被政府
派下来，开始进驻村里，帮助提高粮食生产，直到此刻，大部分城
里的干部受到了欢迎。他们将帮助农民播更多的种子，打更多的粮
食。但许多人涌进农村，问题也随之而来——此时新出的点子而带
来的问题——很多城里人下到村里，使得村里难以接收。①
城里干部下到农村与政府不断升温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口号同时发生，实现这个口号的方法之一是在农闲期间，组
织数以千计的农民修建堤坝，兴建更新、更好的水利工程。从此，
季节性的工作节奏被打乱。这时候已不存在“农闲季节”，耕种和
收割之间不再有空闲时间，以前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在家里放松
一下或搞些个人副业。如今一年四季都得参加集体或公益劳动。每
年定期的插种季节到来时，农民们就被要求采用一些新的耕作和插
种技术。他们告诉农民，如果田能犁得更深些，行距密一些，粮食
产量就将大幅度提高。根据“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立新的村办
工业，如“小高炉”。这些炼铁炉一般技术都很简单，劳动强度很
高。②
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新的改革措施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
这些劳动力从哪里来？来源之一是农村的妇女，在中国的大部分地
区，她们传统上是不下地的，只被限制在家里做家务和手工活。农
村自由市场取消之后，她们几乎再也无法靠手工纺织为家里增加收
入了，但又仍然需要干家务活和照看小孩。在河南省，当地干部搞
了一个公社集体食堂，目的是为了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使她
们在农业和水利建设中能与男人并肩劳动。年轻姑娘和年岁大的妇
女被安排照看公社的小孩、病人和老年人。家庭生活的节奏从此改
变了。
所有这些活动怎么协调？高级社的规模太小，无法完成这一任
务。解决的办法是把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搞成更大的合作组织。河
南省在1958年中期在这方面做了尝试，新建立的组织称之为“人民
公社”。这年的8月，毛主席视察了河南第一个人民公社，宣称“人
民公社好”，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中国的所有地方都建立起人民公
社。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在规模上要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和
经济合作组织。新的公社可能包括10—20个村，平均总人口约5000
人，一般相当于几个当地的集市。①这样的大单位在其区域内有很多
公共财产——田地、牲口、工厂，等等。那些农民一直认为不可剥
夺的私人财产，如首饰、炊具、甚至屋里的金属门栓，也经常擅自
被拿到落后的炼炉上熔化来生产钢，或者卖掉为发展新的公共经济
提供经费。人民公社空前的规模使得管理成为一个难题。②公社指挥
部是决策的中心，对公社范围内的工程，如如何实施水利建设或炼
钢，或者关于种什么作物，在哪儿种以及怎么种等事项作出决策。
然后，指挥部从公社的各个村中选派排组和队（军事术语，管理公
社确实需要一种集体合作和高度统一的精神）的人去干。总部为数
不多的干部，在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怎么决定哪些民工干哪些活？
由于不可能对这种事情作出非常准确的判断，因此大量劳动力浪费
掉了。指挥部的干部也不可能知道每个民工所干的工作以及应该付
给他们多少报酬，因此每个人得到的都一样。1958年秋，在第一个
成立公社的热潮期间，为了摆脱剥削，刮起了“共产风”（村民们
现在还这样叫），这种想法叫人难以理解，其后果实际上是爆炸性
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至此，政
府的口号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
起初，相当多的农民好像欢迎这股共产风。确实，在某些地方，
这种狂热有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当起义领袖号召农民起来造反，许
诺即将建立的新世界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时的周期性热情一样，在这
种情形下，有充裕的食物经常是人们最主要的梦想，在大跃进期间，
许多农民陶醉于这个梦想而幸福地忘我工作。当所有人不用付钱，
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随便吃以后，似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变成了现实。
广东的一位农民对看似丰富的免费吃饭制度至今记忆犹新，“我们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吃得都很胖，我们什么
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里去吃。”①公社运动的早
期被一些农民叫做“吃光”阶段，因为一个人一天经常要到公社食
堂去吃五六顿。②
但这种无节制消费的梦想不久变成了一个恶梦。高层领导下达
指示，要求试行不切实际的新耕作方法。那些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地
方领导被说成是“右倾”。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只好谎报，投
其所好，上面领导在生产增长方面想听到多少，他们就报实现了多
少。有些革新的结果，如报其密集地插种，使整块地的粮食都浪费
掉。工作安排不合理，因此，在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之前，农民经常
被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农民们吃光了他们公社集体食堂的
所有粮食，就只好让别的村帮助其解决种子问题。公社化的整个过
程，就如一些农民形容的“太早、太快、太急”。③这股“共产风”
导致了社会的混乱，1959年十分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加剧了
社会混乱。
所发生的饥荒是20世纪最大的人类悲剧之一。根据最近的统计
分析，1959—1962年，大约2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1960
年死得最多，而有些农村地区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饿死。这个数字
表明在这次饥荒中农村人口损失要比城市多得多。①
然而，令人惊奇的，几乎找不到有关记载这次人类悲剧所遭受
的损失方面的材料。假如这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