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认了儒教经典
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事问”②
的做法，他“不耻下问”③的态度，《孟子》中的劝告，如“说大人
则藐之”。④
然而，就在1964年，毛转向中国的经典著作寻求灵感。这使他
对孔子产生了惊人的好感。1964年2月在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上，
毛在批评这位圣贤轻视体力劳动以及对农业缺少兴趣的同时，他又
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他放过羊，也没进过中学、大学……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
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⑤
接着在8月，毛在与康生和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话中，毛以赞
同的口气从《诗经》中引用了一段话，并评论道：“这是怨天、反
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⑥
在毛的政治观点中，也许“中国的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达，
在于他强调道德价值的政治意义，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国家
的教育职能。1958年1月，毛在那个为大跃进制订蓝图的指示中，
号召培养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说的：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
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
词章修养。①
秀才或“有教养的人才”一词，是帝制时代考试制度中最低层
次毕业生（中举）的俗称，带有十足的传统内涵，对它的使用应该
谨慎，而不能像开玩笑那样轻率。无疑，毛在使用这一词时是有所
保留的，但其中也含有儒家正统学说核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那
就是人们受教育是为了做官，而一旦受了教育就有义务有承担权力
的责任。
另一个对过去的附和，是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提出的观点，即“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确实，他指出
前些年右派分子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声称外行不能领导专家，
造成了极大的混乱。②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命题是对这种观点的驳斥，
他在“六十条”一文中已经驳斥过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
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③除了正规院校的毕业生
对那些在1957年春批评过毛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不满之外，
不难看出，毛在1958年5月的这次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家是搞人
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这一观点，又一次肯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道德基础。
几个月后，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在讨论法治（像韩非
子所倡导的那样）和人治（像儒教所倡导的那样）的问题时，毛声
称：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
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我
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
（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
靠我们那一套。①
这一段话除了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机构的关系的含义之
外，毛在这里非常有力地表述了国家作为最高教育者的传统作用的
思想。
1964年4月，毛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讨论了劳动改造问题。毛
说：“归根结底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动生产为主，还是两
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
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谢对此回答说：“我在
浙江省第一监狱宋硕中队，向犯人宣传了‘双十条’（亦称前十条
和后十条，是当时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方针。该运动在
《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已有论述）……读后，绝大多数原
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②
我不认为对政治犯宣读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绝
对等同于从前召集百姓宣读敕令（上谕），不过在相信道德劝诫是
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说，这里确实有某种内在的连续性，或
许毛没有明确讲出的观点是：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应该是
“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他们又是“资产阶级的”，因
为他们肯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知识的承担者，而就
他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封建的”。
就本章开头部分讨论的权力问题而言，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的
关系问题在这一领域也许是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在总体上说，
晚清帝制时代国家的正统观念所规定的儒家与法家学说的综合，是
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列宁主义也是这样。就此而
论，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殊途而同归。此外，如果毛把政治看成是
永远优先于经济，并最终形成社会变动模式的“纲”，那么，他在
这个问题上不但师从了列宁，也继承了在社会秩序方面盛行中国两
千年的一元论和国家中心论。①与此同时，毛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也
有重要的区别：他把人与社会机构同时看成是正确思想的改造力量
的主体和政治活动的目的。
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看到：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
权。这一思想明显地贯穿在他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论著中。
所以，他不仅对秦始皇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强有力的统治者多次
褒扬就不足为怪了。1959年他写道：“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
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
②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话，毛
把秦始皇吹捧为“厚今薄古的专家”，并用赞许的口气引用了得到
秦始皇恩准的李斯的奏议：“以古非今者诛”。他还吹嘘说，秦始
皇帝不过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而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决了百倍
于此数的反革命知识分子。③
那么，毛泽东从另外的中国传统，常常被看作不成功的和与帝
制格格不入者的意识形态——道教——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已
经指出，毛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一系列连续的运动为
特征，只是间或点缀一些平静的时光。这种模式构成了G。威廉斯
金纳和埃德温温克勒所称的“依从循环”。毛自己把这种现象看
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浪式发展”。④
安格斯格拉姆曾经评论过老子“倡导以无为作为一种治世之
策，而不是放弃治世”。①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先是退居“二线”，
然后，尽管他又重新保持权威，却始终（除在几次红卫兵集会上露
面外）深居简出，这样的担任主席角色的方法，与《庄子》“天道”
一章中所阐述的原则有着某些奇妙的相似性：
……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
不自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君之道也。②
纵观毛一生、尤其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归根
到底，毛显然更多地受到中国的“伟大”传统而不是受到“渺小”
传统的强烈影响。③
在毛生活的最后十年，这些有关统治者作用的、与传统密切相
关的思想变得更加重要。这连同他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
越来越左的态度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对形势发展的第三
个因素、在很多方面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中矛盾的逐渐
暴露以及毛对这些变化的反应。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9—120页。
② “致陆定一”，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4—555页。（出于某种考
虑，这里略去了该大学的名学）。毛的信和有关文件的原文都收录在《万岁》（1969年）一
书中第 267—269页。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257—258页。英文原注为：《社会主
义高潮》第46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274页。
② 《1981年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英文原注为：《1981年决议注
释本》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