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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学校里成立了特殊重点班；学生们按其成绩被作了不同的安排；
分数低的学生被鼓励在毕业之前退学，以便不影响学校的升学率。
这种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很普遍。因此，学校的入学、考试和升学制
度就伴随着失败升不了学的威胁，这是“资产阶级对教育实行专政
的工具”，还把工农子弟排除在学校之外。这种学校是具有很高学
术水平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经验的教师的天堂。这些教师把他们的资
产阶级价值观传给了以后的各代学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观念上说，这次运动是一条有助于实
现缩小城乡差别的社会主义目的之途径。现实中，则把这次运动用
作正规学校制度的补充。该制度接受“最优秀”的城市青年；那些
品行、学习和阶级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在上完初中之后被送往农村，
结果，甚至连农民都看不起他们。
毛的反应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之后，中央委员会内部
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其中的一个部
分。这恰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发展的修正主义倾向相符合，
为防止中国改变颜色，毛发展了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矛盾
的理论及继续革命的政策方针。毛把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视为“最
重要的问题”，并断言中国的年轻一代必须在阶级斗争风浪里经受
革命锻炼。在毛1964年春节讲话发表的评论以后，他还亲自发出许
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制度，能消灭三大差
别，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但仅仅改革课本和教学方法是不够的。相
反，必须“彻底批判和消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确立毛主席的教育
路线，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教
育革命是毛最终选择为实现其目标的工具。①
毛的改造：使延安经验适于全国
1967至1968年间，官方报刊上搞教育革命的建议如潮水般涌来。
大学、中学和行政区均被要求提出各自的建议。在新出版的毛关于
教育的语录汇编中也同样体现着的毛主义原则的鼓舞下，①它们很快
把先前对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的批评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变为为
改革开出良方。这些良方是暂时的和试验性的，是为“革命实践中
的试验”而提出的。许多建议被选作典型和样板，这暗示着它们特
别为官方所称道。
但这个试验的特点是地方分权和弹性很大，尽管它总是在毛的
教育原则的范围之内。因此，如同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的一样，
不可能确定毛打算把最初提出的最激进的建议保留下来的程度，以
及这些建议因70年代初非常明显的抵制而逐渐受到破坏的程度。似
乎最可能的结论而又是毛的用意的，仅仅是指引总的行动方向，最
初时把它引向极端是为了保证发生他所期望发生的变化，让运动发
展来解决问题，再设想不时通过必要干涉，使发展中的教育制度能
按他所制定的路线发展。
应当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对争斗的红卫兵派别适用的“保
守派—激进派”一词，其意思与这些红卫兵派别使用时几乎完全相
反。因此，干部、军队及工人的“保守派”领袖联盟负责在学校中
实行“激进”的教育革命。与此同时，前造反派和激进派对改革进
行保守性抵制。支持新激进派的核心是中央文革小组（其左派在1968
年被清洗）所遗留下来的人，该小组由江青以毛的名义领导，后来
成了激进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一致起来反对他们的是周恩来
支持的及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靶子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即前造反的知识分子，如周培源。
1968年以后出现的新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官方的统
一标准。在许多方面，其“试验的”性质一直持续到1976年秋。结
果是该制度成了年年几乎都有变化，细节上各地也不同。这也使观
察家们很难区分来自中央的方针精神的变化与中央之外的变化。然
而，这些方针规定了新的教育制度的基本参数。
领导权和管理权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要搞垮旧的当权派和资产阶
级学术权威的统治。1966年，教育部和高教部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工
作。如果回顾一下1944年的延安整风，以前教育官员的权力也曾受
到类似的限制。制定教育方针的职责被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专门的教
育委员会所接任。1972年，国务院下设科学和教育组。教育部直至
1975年方恢复工作，当时其全部工作人员加起来仅有大约300人。
教育的行政管理被分散下放到省和省以下教育局。例如，大学
一级由教育部规定的统一课程、课本和教材都被废弃了，各校设计
自己的课程并准备自己的教材。中小学一级，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
本也被废弃了，准备这些材料的责任被下放到省和省以下教育局。
省市甚至公社决定学制长短、课程和学习计划，而以前这是由中央
决定的。高等院校入学统考也被废除。大学的招生权转移到了投考
人的工作单位。中学毕业生如未先工作一段时间，便不能直接上大
学，这样，上大学的权力就给予其工作单位了。
在县一级，赋予县教育局的国家教育官员的权力也被下放了。
乡村小学由公社生产大队管理；现存的乡村国办小学亦要移交生产
大队管理。中学也由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管理责任双轨制。根据该制度，教育领导
权由县教育局和所在地联合行使。例如，国家资金以不同方式在县
里各学校之间分配，然后由地方集体财政补充。在地方投入资金的
同时，人事权即雇用、解雇和调换教职员工的权利也发生了变化。
但该权力也是以不同方式被分配的，因为典型的乡村小学一些教师
是通过教育局由国家委派和发给工资的，一些则是当地雇来的，并
从生产大队收入中以工分形式付给报酬。这实际是原“民办公助”
模式的或民办学校模式的改头换面——现在，其性质是集体的，国
家给予帮助。
正规教育官员的起用在各个学校的革命委员会被制度化了。如
人们所注意到的，最先的革命委员会是在干部、群众组织和军队或
民兵代表结合的基础上组成的。一旦使红卫兵这一代退出，军队一
般就从学校领导层至少是较低一级的领导层中退出。其在中学革命
委员会中的地位及其作为纪律和秩序维护者的作用由工宣队继承下
来。城市学校里的工宣队直到毛去世后才正式撤离。农村学校中农
宣队更是个形式，往往只是临时的。地方领导权在任何时候均由生
产大队党支书和公社党组织直接行使。
的确，在70年代初共产党组织生活恢复后，学校党支部及其革
命委员会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一种统一领导的形式，
整个制度从上到下完全是重复的。正是为了加强教育工作，70年代
初，各级党的第一书记均要负责教育工作。根据一条材料，毛亲自
“建议”，省、地、县级党的书记要主管教育。①
在各校，领导权的统一是通过在两种机构中同时任职这一常见
做法而取得的。学校党支部的领导成员通常是校革命委员会成员。
工宣队队长通常是党员，并同时在党支部和革命委员会任职，作为
该两个机构的工人代表。学生群众代表不久即被从革命委员会中赶
出。红卫兵学生领袖在毕业离校后没有人接替他们，其群众代表的
位置被运动中或以其他方式表现积极的青年教师所替代。但这些群
众领袖很快就被吸收入党，因此，他们以非党员身分呆在革命委员
会里的时间并不长。事实上，建立了许多不同形式的三结合，而革
命委员会总是与党支部紧密结合在一起。
至于干部代表，他们经常是从同一城市或县里的其他学校调来
的。这是为了避免某领导在回到其原来受到群众批判的学校时会发
生的异议而这么做的。不过，干部生活及工作的等级秩序本身从未
被打破过。在运动的高潮时期，当权者蒙受了巨大的人身侮辱，还
必须从事卑下的体力劳动。而一旦作出恢复其职务的决定，大多数
情况下，都会分配给与其原来职务相当的工作。发生在该制度全过
程中的这个过程到1973年邓小平复出时为止，在全国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