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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统治者？……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
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
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①
在第二个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文
中，用极为类似的措辞，重复了许多对斯大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批
评。他说，斯大林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辩证法，但是是相当缺乏辩证
法的。他的辩证法是“吞吞吐吐的辩证法”。毛的总结是，斯大林
70％是个马克思主义者，30％是个非马克思主义者。②
虽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是显而易见的，
但毛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在6个月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不管怎样
说，哲学的含义多少是更加晦涩难懂，或至少是更模棱两可。关于
生与死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无疑使人想起了论述自然界盛衰枯荣
的古老的道教辩证法。但是，毛在1957年4月说，“辩证法不是循
环论”。③
上文所引的1957年的那段话，以及毛的其他许多论述，反映了
毛对辩证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看法，问题是，怎么可能在保持这种看
法的同时，又依然归属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对这一两难问
题的解决简单得惊人——简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在面对它时，
我（据我所知，还有所有研究这些问题的外国学者）百思不解其意。
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
指示以草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十年前我是这样翻译
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
普遍存在的。”①这里所说的“肯定和否定规律”，我认为是一种中
国政治和哲学语言中屡见不鲜的省略语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
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基于这样
的设想，对照其6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观点，我随后写道，毛在1958
年“重申了”恩格斯关于三大规律的经典公式。②
事实表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
肯定规律”，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
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造。③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论点，除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
细致辨析的注释者外，似乎对任何别人都不会产生兴趣。实际上，
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在哲学领域有一
个毛的个人权威问题。最近，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在延安时
期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宣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
方法六十条》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这
是他并未进行更多的论述而遗留下来需要哲学界进行探讨的一个重
要问题。”①
几乎不需要对前面一句话中加了着重号的字的意义作详尽阐
述。因为，由毛泽东引入指示、此后也从未详细阐述的短语，在长
达20年的时间里成了一条新的规律，被中国的哲学家们断然接受。
这完全可与斯大林在生物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里的所谓“天才贡
献”相媲美。
不过，隐藏在这一理论创造之下的毛的思想倾向也是值得注意
的。1983年3月，周扬竟然这样明确地说，由于斯大林把“否定之
否定”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加以摈斥，毛也没能纠正斯大林的这一“偏
颇”，结果最终毛开启了导致毁灭性暴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周
扬观点的核心是，毛对这个旧概念的担心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
即夸大辩证过程中连续阶段的绝对对立与相互排斥的性质，而忽略
了“否定”意味着在抛弃被否定的事物的某些成分的同时，也保留
了其他成分，并将它们合成为一个新的综合物。②如果这就是毛的意
思之所在，那么这一新理论确实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
和否定一切的观念。
而杨超则断言，在毛看来，每一次否定都使前一阶段的大部分
被消除。他也提到毛怀疑这个旧公式，并用一个“丰富其内容”的
新概念代替之。因为毛认为这意指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回归到最
初的肯定，而不是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并且他还说，毛相信“肯
定”和“否定”是对立的辩证统一，就像他相信和平与战争、生与
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统一一样。在毛看来，一切事物都是
由“肯定和否定组成的矛盾统一体”。①
也许把上述两种观点合在一起，就能对毛引入这一新概念企图
达到的目的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理解。显然，“否定之肯定”的论述
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涌
现出来。不过它也认为，这样的新事物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以前
产生的事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否定之否定），而且它们还受历史
的主体，如各个阶级或是那些自称为阶级的代言人的领袖和政党的
肯定或维护。换句话说，“否定之肯定”既引发了无休止的变化，
这是“不断革命的本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词在1958年1
月的《六十条》中曾被一起使用过），同时也引发了意志的作用。
或换种方式说，它是为了适应于从强调经济基础到强调上层建筑的
进一步转变。
根据毛的思想的实际政治意义，否定之肯定的概念，最好或许
可以看作是上文曾经谈到过的“一穷二白”这一说法的象征性的表
述。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否定的东西可以转变成肯定
的东西，或是在被称为“肯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转化
过程中，包含有许多消极因素的局面能够转化成一个新的、更有发
展前途的局面。如果我们接受周扬的分析，那么这种“肯定”将存
在于要求迅速而全面变迁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
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逐步的渐进主义的战略之中。
这样，在60年代，毛就超越了仅仅对否定之否定重新进行命名
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定义的范围，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基本概念。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关于哲学的谈
话中，康请主席“谈谈有关三大范畴的问题”。显然他知道主席有
新思想要提出，果然，主席就开始谈了：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
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
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
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
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
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
定。①
第二年，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毛再次非常明确地总结了他的观点：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
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
是对立的统一。②
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我本人都
认为，在以上这一发展中，毛是在转向或复归于更为传统的辩证法
观点。③不管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
中国传统思想对毛的整个思想的影响日益突出。
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
子的评价。毛曾把“五四”时期的中文教师斥为把“一大堆古典式
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的脑子里灌”的“顽固的先生”。①而
早在1938年，毛就开始采取这样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化遗产既有积
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必须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从“五
四”时期以来，他一贯相信用儒家思想来回答20世纪的问题的反动
性和有害性。但在同时，从30年代到50年代，他默认了儒教经典
著作残篇中所记载的各种态度，如孔子周游四方，以及“每事问”②
的做法，他“不耻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