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② 例见陈云在1979年3月8日发表的、后重登在《北京周报》上的“计划与市场”一文〔第 29卷第29
期（1986年7月21日），第14—15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北京周报》第27卷第44期 （1984年
10月29日），第1—16页。
① 《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45页。
② 威廉伯德和吉恩蒂德里克：“中国工业中的部门配置”。
③ 例见安德鲁G。沃尔德：“企业财政改革的日常范围”，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 向2000年的
中国经济》，第1卷，第630—645页。
① 对截止到1987年的农村工业化所做的最系统的研究，收在为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 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关于乡镇和私人企业的大会准备的论文中。
农村发展战略
1978—1979年以前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做出忽视消费品投资的决定，是因
为他们理论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或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些
说法深信不疑的缘故。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早些年不担心忽视消费品投资所造成
的后果，还另有别的原因。全部消费品的2/3—3/4由农业部门提供。①而就农业
而言，中国有一个无需国家大规模对农业基础结构进行投资的发展战略。
这个农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农民可在没有很多外援的情况下，满足绝
大部分的需求。“自力更生”一词在中国过去30年中，含义不尽相同，但在六
七十年代的农村地区，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战略，依此战略农民自己提供他们所需
的大部分投入，不管是劳力、资金，还是诸如肥料之类的经常性投入。
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构成这种自力更生战略的思想起源
于较早的时期——尤其是在1955—1956年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在
1958—1959年的大跃进中则更为明确。这个战略有什么特征呢？尽管侧重点因
时而异，但主要的组成部分在1978—1979年政策变化之前始终未变，而某些组
成部分即使在政策变化之后依然存在。其主要特征如下：
1。相信中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对发展来说，是一笔可以动员的财富。如果适
当地加以激励和引导，这些劳动力能为自己提供灌溉系统、道路和平整田地之类
的基础建设。关键在于如何提供必要的动力，而“解决的办法”很多，从“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到鼓励人们为社会福利而忘我地工作，直至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
和公社，以确保农村建设有益于农民物质利益等等，不一而足。
2。尤其是在1959—1961年的歉收之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对农业投
入更多的现代化物资，如化肥和机械，但问题仍然是，由谁来提供这些投入物资。
在1966—197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着眼于农村地区的小型企
业，而不是那些往往由国外引进的、位于城市工业中心的较大的工厂。
这两个主要特征与70年代末以前的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有着清楚的关系。
在公众的言论中，往往还提到其他几个重要的特征，但它们与实际情况的关系还
不太清楚。人们强调过减少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当时还提出过“以
粮为纲”的口号，这导致了对经济作物的忽视，但这个口号没能坚持始终，只是
偶而被提起。按照某些分析者的解释，“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意味着在关键
性物资的投入与分配上，农业享有首要的优先地位；但正如前文对投资重点的讨
论所澄清的，这个解释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将返回收入分配和过分重视粮食的问
题上，但首先，我们对自力更生战略的中心特征以及对它们对生产与收入的影响
的评价，需要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
基本建设中的劳力动员
就1955—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和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的成
立而言，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方面的理由是，人们相信，它们的成立就有
可能动员千千万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修建中国缺乏的灌溉系统、道路之类
的基础设施。这个观念并不新奇。西方的经济学家（纳克斯、米尔德尔以及其他
许多人）一直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拥有大规模的尚未开发的农业劳动力
资源，这些农民绝大多数以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庄稼为生。这个主张认为，这些农
民能自己解决基本设备（铁锹、运土筐），利用农闲，从事掘沟挖渠、变多丘荒
地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如果适当地加以组织，这类工作可在不影响中
央政府的预算并在短时间中毫不减少农业产量的情况下进行。印度的社区发展规
划和世界性的农村工程项目，都是以过剩劳动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调动起来的信
念为基础的。结果，这些项目有许多完全失败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
或国际援助机构的大量资助后才得以存在。
然而，中国由于在绝大部分农业用地中废除了私有制，情况便有所不同。私
有制给使农村劳动力自愿从事公共工程项目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因为，从事这些
工作的人往往得不到主要的好处。以一条新建的灌溉渠为例，主要的受益者是那
些在渠边拥有土地的人，他们用水最为便利。但那些从事这项工程的人，却往往
不得不从较远的地方引水，况且，其中许多人是无地的劳动者或者佃农。他们要
么根本认识不到生产力会提高，要么即使住得离水渠很近，能够使产量提高，也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增加部分被更高的费用抵消。
农业合作社及后来的公社的成立，使劳动与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可以动员
全村的人去修建一条水渠，但这条水渠仅能使全村1/4的土地增产。而村民（公
社社员）将按其完成的工作量得到数额不同的“工分”。增加的产量并不归耕种
较丰产的1/4土地的那些人，而归全村所有。全部产量，包括增加的那部分，将
在村民中依所得工分多少，按比例分配。①
遵循这个原则，中国在1956—1957年动员了上千万的农民，而在1958—1959
年动员的则更多。数量庞大的土石被搬走了，但随后在1959—1961年，出现了
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作物歉收。关于大跃进时期的其他许多方面，人们很
难分辨清楚随后的那些灾难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应在多大程度上
归咎于管理不善，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这个事实——原先的劳力动员的观念一
直基于错误的前提上。由于缺乏明确的评判基础，一旦再出现大跃进时期的作物
歉收，那些仍认为劳力动员是农业发展之关键的人，便能重申他们的主张。由于
将高低不平的干旱土地改造成大片的便于灌溉的平坦土地的成就，诸如大寨大队
和林县之类的地方于是成为闻名全国的榜样。虽然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说明60
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劳力动员和完成工程的数量但这些东西却是实实在在
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工程是否会对农业生产产生较大的影响。
农业产量的增长率
表23 （以年％计）
有关中国农业产量的基本数据参见表23。这些数据表明，1966—1976年间，
生产的增长率可能要高于2％的人口增长率。问题是这种生产的增长是通过劳力
动员实现的，还是由于增加了化肥之类的现代化投入物资的数量和改良了农作物
品种的缘故。有关农业投入的数据，参见表24。
出于农村建设的目的所进行的劳力动员，其意图是增加土地数量，提高土地
质量，以增加作物的产量。但表24的数据却表明，1965至1975年间可耕地的
数量实际上减少了，而水浇地的面积却增加了1000万公顷，从1965年占全部土
地的32％提高到了
表24 农 业 的 投 入
43％。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可耕地的数据被低估了，①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时
期，可耕地可能是在纯增长。另一方面，水浇地面积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在华北平原上引入机井这一事实，而机井的引入与劳力动员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可言。
农村建设的主要结果，或许不是在丰年中提高平均产量，而是保障农民在恶
岁中免遭旱灾和涝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