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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们遇到新问题和新机会时，应变能力受到严重的压抑，尽
管这些压制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在70年代后期才充分显示出来。对此，我们将在
以下部分进行系统的论述。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
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①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与大跃进造成的破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大跃
进之后，粮食产量下降了26％，棉花产量也与1958年的最高产量相差38％。②
1961年，私人农业活动事实上被消灭之后，生猪的头数仅是1957年最高水平的
52％。
关于大跃进及以后的灾难期的工业数据，解释起来较为棘手。不管怎么说，
1961—1962年这段时间的工业总产量显然要比1958—1959年间的最高产量低。
由于物价上涨，也由于数据完全被歪曲，1958—1959年的最高产量被夸大了。
另外，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处于同
一水平，然而，如果大跃进没发生的活，仅凭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便开始兴
建的工厂和设备，1958和1959年的工业产量也会迅速提高的。此外，苏联于1958
和1959年还出借和提供了许多成套的工厂，因此，60年代初期，工业产量本应
不断地迅速增长。但事实却是，工业产量在1961和1962年急剧下降，最早到
1965年才完全恢复。③当然，苏联在发出通知后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便撤走了技
术援助，这多多少少地减缓了恢复的速度。
从许多方面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程度，最好通过下一节的
表14和表15对有关投资生产比（资本—产量的比率）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看出。
这些数据表明，巨额的投资仅带来了产量的有限增长，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增长。
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
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
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
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
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
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
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不能仅凭用军队平息红卫兵的办法，
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
点。
① 1966—1970年间的地区数据必须根据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这里的说法是以R。迈克尔菲尔德、尼古
拉斯拉迪和约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一
书中的数据为基础的。
① 例如，被视为农产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粮食的产量，1966—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而能直 接反映出
工业部门情况的发电量，在1971年超过1965年71％，这说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长 率为11％。
② 有关农业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4—36、38页。
③ 作为这些论述的基础的工业方面的材料，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 225 —231页。
工业发展战略（1966—1976年）
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
苏联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是突击建成的，受此经验鼓舞，中国希望从更落后的工业
基础上取得同样的变化。这个进程的最初几个阶段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
有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个战略。文化大革命是否
导致了部门重点的转移——例如，从重工业转为其他部门？
对这些问题简明的回答是“否”；50年代制定的基本的工业战略，在整个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始终没有废弃。事实上，1979年之前，方针并未发生
什么重大的变化，而其他方面的变化在1977年就已出现了。这种政策上的连续
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计划制定者有意造成的，还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停
滞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饶有趣味的。有些外界的观察家走得过
远，认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存在；但是，表11的数
据却表明，计划还是有的，而且除了遭到严重破坏的那几年外，这些计划与经济
成就还是有一定联系的。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尤其是计划制定者们软弱
无力，下面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虽有计划，但因为计划制定者瘫痪了，所以不
可能认真考虑发展重点的变化。如果大多数新观念会受到攻击，那么，最稳妥的
办法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仍如法炮制。
计划指标的实现情况
表11 （作为计划指标百分比的实际产量）
由于在60年代后期，许多高层的经济领导人要么受到清洗，要么至少从人
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他们的再度出山则往往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这个事实使人们
愈加注意平时的谨小慎微。据估计，在316名最高层经济官员中，可以肯定的是
约有1/3受到清洗，而仅有1/4的人仍在公共场合露面，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们
仍在其位。况且，官职越高，受到清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管经济的各部委的运行情况，我们仍有必要写一部有
深度的历史，但本章没有余地做此努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经济机构失
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如果还有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取代那些领导的话，这些
人也差不多不属于在政治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的行列。在主管经济的各部
委中，有1/10仍被保留下来，他们力所能及地继续开展工作。如果面临重大变
化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的话，最稳妥、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决定生产什么、
在什么地方投资等事情上，继续按先前的路子走。
我们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
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和
1973年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
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
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钢和机床；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
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
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
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
度还要低。
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始终如一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业战略呢？它的核心思
想很简单，可以在不破坏其真实性的情况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式描绘出来。这一
模式是由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发展来的，因此，这个模式通常因其名
而被称为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个模式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假设。①在
这里，我们将不完全展开这个模式，但必须得描述一下，因为，无论如何，中国
的计划制定者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都毫无保留地在同样的原则下实行管理。
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计划制定者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是，对
生产资料进行投资，还是对消费品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对那些诸如机械和电力
之类能用来制造出其他产品的项目进行投资，还是对那些诸如服装和食品之类能
用于消费的项目进行投资？如果要揭示出这个抉择的深刻意义的话，下列两个假
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1。资本—产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投资量每年都造成产量同样
的增长。
2。对外贸易与经济规模和总投资的规模关系甚小：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
甚大，计划制定者就会对消费工业进行投资，然后再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生产资
料。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小，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在国内制造，否则这个
国家将短缺造新厂和新设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