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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意图。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
上，邓在一个重要的政策报告中又对这种意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
邓认为，80年代中国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
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
国统一”；第三，“要加紧经济建设”。最后一个目标被认为是最
重要的。虽然邓承认和平的前景仍不明朗（“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
年代……，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但他仍很乐观：
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
的和平……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
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断言，“对国内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未来持怀疑态度是
完全错误的”，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的同时，
如何避免战争。反霸统一战线的概念仍很模糊。最后，邓对台湾的
措辞虽然是例行公事式的，但暗示了这个小岛的政治前途可能再次
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争斗点。
美国的对台政策使台湾问题扑朔迷离。仅仅在国防部长布朗抵
北京前三天，卡特政府宣布恢复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两国关系正常
化后，美国履行了暂停一年向台湾出售新武器的诺言，而北京以为
美国会在1980年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相反，卡特政府甚至暗示，美
国可能向台湾提供新的战斗机。虽然北京在当时没公开抗议，但美
国政府的这些言行无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使北京怀疑
美国的诚意，北京原以为美国会支持它孤立台湾的政策。
总统竞选运动也日益临近。对中国人来说，美国选举程序的运
行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预测。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时期，中美关系
远未达到卡特政府时期的的突破性进展，所以北京很希望卡特连任，
使中美关系有一个巩固和稳定时期。可是，卡特总统日益增长的政
治威望，并未给他的连任前景带来好兆头。像他的前任福特一样，
他面临民主党内的重大挑战。
但更多的隐忧来自共和党右翼分子罗纳德里根的挑战。早在
四年前，里根就差一点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现在他迅速击
败了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然而，里根也不同于1976年时的卡特，
他的政治态度很明确。一方面，他对美苏和解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而且醉心于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但最重要
的是，里根是个反共分子，公开对台湾表示政治上的同情（事实上，
尼克松总统曾派当时的州长里根去台湾，就他1972年的访华向蒋介
石做解释工作，使蒋放心）。里根也对卡特政府不承认台湾的举动
进行了抨击。他在争取提名竞选运动中声称，他打算把美国与台湾
的关系升级，有可能去掉“非官方关系”这块遮羞布。
中国对这种前景放心不下，早在里根被提名前，就开始公开警
告这种举动会带来的后果。当共和党批准了涉及到对台湾关系的党
纲时，中国立即认为这是对它的严重挑衅。于是，里根派他的竞选
伙伴、前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向中国人解释，力图使中
国人放心。尽管共和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这一招，但邓小平和中国
其他高级领导人仍在不安地注视着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国经过
长期努力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关系处在危险之中，中国不得不再次估
价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对美
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不建立在与美国高级官员的亲密与直接的联系
上。
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彻底击败吉米卡特，这
一结果确实给北京带来了麻烦。当中国猛烈抨击美国对苏联的挑战
无能为力时，中国人意识到，卡特总统最终对北京采取了强有力的
支持，这是尼克松和福特所不及的。然而，里根不仅不相信与中国
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反而多次强调要对台湾的要求给予更
多的关注。里根就任总统后不到一星期，台北就重新提出他们对更
先进战斗机的长期需求。①美国对台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
美国虽然不再承认台湾，并承诺与北京保持明确的关系，但它不愿
中断与台湾的非官方军事联系。北京认为，美国的新式武器仅仅是
给台湾壮壮胆，使海峡两岸的统一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因此，
美国继续对台湾承担义务的任何声明以及美台关系从非官方性质的
任何升格都严重损害了北京对美国政策的信任感。这样，很有可能
在台湾问题上，邓在领导层中施展影响的余地很有限。
为了证明中国对外政策异乎寻常的变化是正确的，邓把中国说
成是落后、脆弱和极需外援的国家。同时他认为苏联的挑战是全球
性的和咄咄逼人的，并号召受苏联霸权主义势力威胁的所有国家加
强合作，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可能在其他
问题上过分反对华盛顿，这就给了美国在不存在共同利益的地区较
自由的行动权。因此，作为美国新政府把支持和发展与北京的关系
置于重要地位的重要标志，美国处理台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个重要决定（都是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
需要新政府逐渐解决：一是向台湾出售新式武器；另一个则是允许
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武器和防御技术。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来说，这两
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美国前总统福特在1981年3月底访华时，
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当然是里根政府的意图）：美国可以向台湾
提供新式武器，同时允许把美国的武器卖给中国。①
这样，为了满足台湾对新式飞机的再三要求而不断增加的压力，
与里根政府对华基本政策悬而未决的辩论汇集在一起。中国领导人
不客气地说：同时向北京和台北出售武器的交易根本行不通，在这
种情况下，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是不受欢迎的。结果，预期的美国
向北京转让机密技术的事被搁置一边，以待美国澄清它的对台政策。
尽管北京处于潜在的危险中，其领导人还是公开提出，圆满解决中
美在武器出售问题上的争执是中国与华盛顿在对付苏联问题上进一
步合作的前提。
与美国的纠葛再次引起1980—1981年冬春期间长时间的半学术
性辩论，辩论的内容是西化的后果及其危害，以及依靠外国的力量
对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危险。②虽然这场争论表面上主要集中在对19
世纪那位改革家的评价上，但毫无疑问，这与中国对经济和技术援
助的迫切需要有关。但同时，这些需求又被对外国势力控制的恐惧
抵销掉了。总之，这些争论的内容比较空洞，那些尖锐刺人的话语
使人联想起1973—1974年的批孔运动中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影射批
评，或者是1976年因莫须有的“崇洋媚外”罪名而对邓的责难。
因此，重新开始的、寓意丰富的辩论并不是一场重大的倒邓运
动的前兆。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他从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
影响深远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其中包括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领导人员的变动。①邓小平的这些计划到1981年初便停顿下来，主
要原因：一是在贯彻经济调整政策时遇到了新的困难；二是中国共
产党内的保守分子因对邓改革计划的后果产生怀疑而引起的抵触行
为。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邓把华国锋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1981
年6月，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1981年底，邓又重新
掌握了政治主动权，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上，这种主动权达到了顶点。在这次大会上，改革派牢固地控
制了政权。
虽然邓的政治势力在1981年暂时还比较弱，但这并未使中国的
对外政策受到挫折。然而，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设计师，邓
小平因在中美关系中让步过多而可能受到无言的指责。他极力避免
因过分亲近西方而受到谴责。因而，是邓的政策而不是他个人重新
受到检查和挑战。
对晚清政府改革的争论表明，中国的改革要冒风险，即把长期
的独立交回到邪恶的、反复无常的西方人手中。言外之意是，中国
的长期政策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