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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
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①事实上这种通过与莫斯科谈
判来稳固中国的安全情势的尝试明显带有党的副主席陈云（他是经
济调整政策的主要制订者）的印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
就强调中国在购买外国设备方面“必须逐步走”，明确反对《十年
发展规划》中包含的过热的建设速度。②同样重要的是， 1979年4
月中旬，中国宣布恢复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员王稼祥的名誉。1962年，
王稼祥和陈云一道主张中国应缓和与它的外部敌人的紧张关系，以
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上。
如果中国愿意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么
莫斯科似乎必须对北京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即使谈判会引起越南
的猜疑，中国愿意讨论重大问题还是明显地对莫斯科有利，因为这
也意味着中美和解是不稳定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年12月中
苏谈判开始时，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大权，因此北京立刻指责苏联
在谈判中缺乏诚意。事实上，邓起初可能对这样的谈判表示默许，
因为他相信莫斯科在关键问题上会固执己见，毫不让步。然而，由
于那个月底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使谈判无限期地被延期
了。
甚至当邓同意进行中苏谈判时，他仍继续试探与美国发展更为
全面的关系的可能性。在4月份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首次
提出与华盛顿进行公开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访问军港，购买
美国武器（包括先进的战斗机）以及（颇具讽刺性的）在中国领土
上用美国监测站以核查苏联执行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③ 邓认识到
这三项建议都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在《与台
湾关系法》通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邓也知道美国的政策仍继续阻
止向中国出售任何军事武器。而且，中国在大量削减预算的同时不
可能大规模地购买武器。但是他们的大胆建议意味着他想做中美关
系中异想天开的事。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应向
它提供很敏感的技术、甚至主要的武器设备，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
虑这种可能性？美国是否充分注意到它的战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
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看成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它使
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严重复杂化？
邓明确表示，他愿意考虑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他没有提出
与美国进行更具约束力的防务合作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人—
—尤其是那个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人——会感激和屈服于外国势
力，特别是那个仍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
让中国获得如此敏感的技术，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愿意把北京看作是
一个准同盟者，同样，这也表示华盛顿不再试图在两个主要共产党
国家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邓充分意识到他的主动做法将对当时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争
斗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国务卿万斯的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
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反复要求总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政策，
并且如果西欧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
伊朗局势日益不稳，苏联愈来愈介入阿富汗和南也门，华盛顿的观
念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初，卡特总统向北京建议，建立一种他
简称为“萌芽阶段的美中军事关系”。①尽管卡特政府在如何制定这
笔交易的长远方针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邓有理由得出结论：美
国的政策正在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可是，北京也似乎对苏联扩张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忧虑。由于
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西南亚局势日益不稳，中国愈来愈担心苏联会
在波斯湾和印度支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
苏联可能在政治地缘上分两路向西南亚和东南亚进军。他们断言，
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要道和交通线，那么，它将在经济上
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国安全的本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认
为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邓在私下的谈话中更为
直率。在邓看来，美国对驱逐巴列维的人的反应还远远不够，他怀
疑美国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上稳步前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不能确信美国能否被当作抵消苏联力量增长的砝码。
到11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
淡景象，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
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
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
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
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略者采取针
锋相对的行动”。①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斯
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年 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
月中旬，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
观察员将苏联的行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
缩。②不过，这位观察员希望苏联的行动会促使西方对苏联的全球战
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战。基于这种推测，美国过去的行为一直摇摆不
定，但苏联昭然若揭的侵略行为肯定会改变美国的看法。正如《红
旗》进一步指出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疯狂性和冒险
性……得到了新的证实，再也不容人们置疑了。……那种把现在的
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什么‘鸽派’，并把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
这个‘鸽派’身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①
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
轮谈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
继续进行谈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苏联入侵阿富
汗后3个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
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
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
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可是这
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
家”应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
似乎非常迫切；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
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和南亚
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变得灵活了。从60年代
中期起，北京已把对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独
立上。1965年和1971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两次边界冲突，均败
在占绝对优势的印度军队手下，但巴基斯坦却从中国得到了极为重
要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建其武装部队。与此同
时，中国却不拒绝与印度改善关系。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
联与印度关系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以及 1971年 8月
签订《印苏条约》以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更加困难重重了。
此外，中美关系的和解，又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苏联
和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冲突而逐渐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进
中美关系和解进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包括向北京
传递尼克松政府最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护”
而秘密访华），这一格局更加稳固了。
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发
展，而这在后来成了中国与新德里恢复关系的基础。①纵观整个70
年代，印度对北京的评论就不那么尖刻了。两国关系在中断了14年
之后，1976年双方又重新交换了使节。印度的政策不再放任扩大与
苏联的关系，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可能没有投入过分的热情，但是，他们也不
想阻止它。 1979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