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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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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来愈小了,因为他在考虑过世后会产生的政治反响。周恩来身体
的日益虚弱意味着毛将不会再有可信任的副手来负责中国的外交政
策。因此外交政策便成了邓小平与江青各自领导的敌对集团之间进
行的广泛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60年代末那种极度孤立和
仇外状态已经结束,但是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仍在影响着对外关系
的发展。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国内敌对势力
之间的互相斗争一直交织在一起。因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
国外交活动时断时续,一直处于探索状态。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事
态发展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促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
重新进行战略思考的有关事件。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第41—42页。  
① 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2页。  
② 参见理查德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③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④ 卢西恩W。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 
 
     
     
 

通往北京之路  (1968—1972年)
   
  如前所述,对美开放起因于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
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传出有关中国内部对美、苏的看
法的争论情况;①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似乎在忙于处理当时正在进行的
派系斗争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尚无暇对中国的安全状况作出明
确的评估。只是到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才
注意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同时出现了下面三种情况:(1)中
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预
示着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集结军
队,心怀叵测。
  (毛提到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和中国针对苏联的仇外情绪
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1965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
早在1966年初,中国发言人就注意到了苏联在原来防卫力量较少的
中苏边境的增兵活动。苏联增派地面部队是准备使用的,首先是进
行带有挑衅性的边境巡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随后发表的社会主
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使苏联有
可能发动针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威胁性的、讨伐性
的军事进攻。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开
始将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帝国
主义的国家,认为苏联很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
大敌人”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
所谓“互相勾结”,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
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
事行动反对中国,但是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使中国极易受到攻
击。1945年的满洲之战,使苏军总参谋部十分熟悉中国境内一些可
能发生战斗的地区的地形。另外,苏联还掌握所有中国武器体系运
作的详尽情况。尽管苏联东部地区远离其军事供给线,但是不久苏
联的后勤供应能力便会得到改善。更为可怕的是,1969年夏苏联人
已在从东欧到中亚一线重新部署了轰炸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些
部署可能是在作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准备。①美国主要依靠其部署在远
离本土几千英里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遏制”中国;而苏联则有其
固有的地理优势,它的军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队、空军和核武器)
就部署在苏联本土上,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北京新兴的战略武器都
构成了长期的直接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机导致了1969年冬的边境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是
因争夺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而发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月的敌对
行动很可能是中国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国人似乎想不仅是在口头上、
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
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的公开警告,使
大规模毁灭性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8月末,在新疆发生的争端
以及苏联官员私下做出的有关可能对中国发动惩罚性战争的不祥暗
示,表明情况越来越糟。北京的官员看来是真的担心莫斯科会发动
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中国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的不断升级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反
应:(1)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的危险;(2)从长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苏边
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
动,包括直接向华盛顿作出某种表示。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时进行,
然而第三条,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条“腿”却行动得最为缓慢。
  1969年夏是中国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突然袭击的时期,但是直到
1971年春末,北京才明确表示准备接受美国的高层使者。为什么时
间拖得这么长?首先,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想重新改善与美
国关系的最初表示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准备来年2月底恢复与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
判。更重要的是,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有兴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60年代中期以来中
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却缺乏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尼
克松新政府虽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谈判时间,但是尼克松总统原先
的对华看法减少了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年1月24日,
中国一位低级外交官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中国为此提出了抗议,
但是一直等到2月18日(预定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前两天)才宣布不
参加谈判。一直到1970年1月华沙谈判才得以恢复。
  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较明显,但是美国对中国最初
的和解表示却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
二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实施。①10月19日,中国打破了对
美越巴黎和谈长达5个月的沉默,第一次含蓄地声明支持美越通过
和谈结束战争。11月底,北京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
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不应当怕麻
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
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此外,
北京将美国描绘成一副孤独、衰败的景象,并发表了尼克松宣誓就
职的演说词以资证明。
  然而1月底,毛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露了面。中
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型聚会表明上层可能存在着紧张状态;这种紧张
状态可能是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的。当中国取消即将开始的中美华
沙谈判时,它的外交政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人员的叛逃
被说成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严重反华事件”,尼克松与林登约
翰逊被视为“一丘之貉”。对美国的评价重又强调了美苏“勾结”;
而这一点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的。所有这些都
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所倡导的强硬外交政策的特性。随着
1969年初中苏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外交政策短暂的缓和趋势
停止了。中国越来越立足于战争了,其突出表现是沿中苏边境集结
军事力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认真地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
和外交政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①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及其亲信
完全控制了军事指挥部门,实际上在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
取代了其他几位尚健在的元帅。最大的牺牲者是陈毅,他是外交部
长,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是
中国军事事务上的一个骨干。1968年后期,国内政治有了一定程度
的稳定,中国外交政策又开始趋于正常。中苏边境冲突爆发以后,
周恩来立即将能起主要政治、战略作用的陈毅放到真正能起积极作
用的位子上。
  3月5日发生了第一次珍宝岛事件,周恩来命令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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