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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第2期，第104—105页。（1981年10月8日在云南党政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40页。（《毛
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23页。——译者）
③ 前引书，第39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18页。——译者）
④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79—480
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62—463页。——译者）
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 7月 9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
469—47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53页。——译者）
② 同上，英文版第444页。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正如本章的导言所论述的那样，总的来看，1957年秋的反右运
动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涉及到毛的理论兴趣和毛对政治思考
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
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这些新趋势的核心及导致这些新趋
向出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
思想中找到。
决定论与乌托邦梦想：“大跃进”理论
如同刚才指出的那样，这时毛的情绪与思想所发生的一个重要
变化，是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急剧转变。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
的专家、学者，以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
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
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
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
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辜负了他的信任的可怜的书呆子
们，有谁需要他们呢？因此，和他1956年认为科学家是决定因素的
观点完全相反，毛反复重申并积极推行了一些政策，强调“一切聪
明才智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958年3
月，他宣称：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
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
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①
不论我们发现这段语录以及毛在“大跃进”期间其他许多反知
识分子的言论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何一段，当作他
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错了。在这个时期，
他仍力求在产生的紧张状态中保持一体，力求处置好诸如人民群众
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
社会等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
1958年12月，毛写信给陆定一，支持了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
在处理物理系教员时所犯左倾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将该报告印发各
处。这份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
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
在这种流行的观点看来，把这些人全都留在身边的唯一原因是为了
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削减工资，
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
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
地否定了这一观点。②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
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村。
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
溉这种不断增长的倾向。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
早在1955年底，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
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
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
一乡有几个社的”。①
在1956年春到1957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
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
看，毛的这一意见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
第二、三章中有关开始“大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
过，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个合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
现了。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凭借这个运动以势压人。1958年
4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分内容如下：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
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
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②
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
出后的第二天发布的（毛在3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
进行之中）。①这一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
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
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因此，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极力
鼓吹大社，以及作为成都会议前导的南宁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
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
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②
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
两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
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
不同而已。不过，它们已经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构成
了很快就达到极点的公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
述的这些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
想和行动对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
且将在1/4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
同中发现，而且也可以从1955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
世的梦想里看到。从毛于1956—1958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
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
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一些有利条件。1958年4月，他写
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
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③
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
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
的“文盲”优越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
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
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
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
利地进入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
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
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
体情况太不相同。①不过，它同延安和井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
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
得分外鲜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
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
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
点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