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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作用。到那时，可以认为，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期间它是夺
取胜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是权力的来源①——仍将是国家
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会起什
么作用，将取决于中共的纲领和政策。
毛之后，怎么办？
人民解放军将领们的保守主义是邓小平在振兴中国的运动中不
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邓的改革纲领不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
义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挑战，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们在50年代照搬苏
联模式时所奉行的所谓“中国化的斯大林”路线提出了挑战。不仅
如此，改革还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但
这种宽容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们来说，
是不受欢迎的。
本书第6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影响。①邓废除了1958年
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来第一次将
生产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家庭。政府也许会声称没有进行任何意识
形态的变革，因为土地名义上仍由集体所有，它只是承包给了农民。
农民能自由选择种植方式，自由雇用劳力帮忙，在农村自由市场上
自由出售部分产品。②但农民也许担心他们新获得的这些自由可能因
为政策再来个180度的变化而被突然夺走。但事实上，私人耕作已
得到恢复，甚至在那些农民不愿丧失集体农业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如
此。③
正如第6章所说，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国家提高了收购价
格而得到了支持，它对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
含意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8亿农民中大多数已与邓的改革纲领有
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保守思想之风从北京冷冷地刮来时，他们
就要发抖。但是，甚至像陈云那样的中国领导人也曾支持60年代初
期所进行的短暂的农业责任制试验。很明显，没有一个北京政界人
物对这场农村新政提出挑战——除非它的经济合理性大大变弱，或
它对农村和地区平等的消极影响引起阶级斗争的严重危险。
农村干部起初对他们的新任务和被削弱的控制权深感不快。④但
是当他们开始利用他们的政治本领和政治关系来维护他们的地位，
并通过充当经济人角色来增加其收入时，他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新政
对他们也是有利的。⑤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对共产党的意义比
最初对老干部的不信任感重要得多。这些充满活力的富裕农民（往
往是从前的干部）被捧为模范，并被吸收为党员。有时，这种情况
引起了人们和嫉妒。①但是只要这种发展党员的政策不变，那么共产
党将由一个贫穷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富裕农民党。这对阶级态度和意
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中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气质必定
会掺进“致富光荣”的成分。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过来又将使中共
继续避开阶级斗争，把经济发展当作它的主要目标。
正如德怀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业改组和市场改革的复杂性
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不像非集体化那样，
采取一个单一的步骤就能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突破。相反，城市改
革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
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
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
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乡村农民收入日益
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上涨而受
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中共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
胁。党员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
共党内“红”（政治热情）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
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
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共产党自身的作
用打上了一个问号。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
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
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
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
超越自然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①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
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能解决问题。②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
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似乎只有以它的能力和成功来证明它是合
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不少问题，它的基础是不稳定
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对信仰和精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声称能解
释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官僚精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推崇也岌
岌可危。
改革者试图把党政职能分开，这使党的作用日益削弱。③把党政
职能分开的目的，据说是要党的干部集中精力处理全局性的原则和
路线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无需考
虑意识形态问题，在工作将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但在一个全部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老党员并参与政治局或
中央委员会议事的国家里，“纯粹”的党的官员的作用是什么？这
一点并不清楚。当然，他必须开动党的机器，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
和政治运动已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时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用确的。①
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忽视了党政职能的分离，似乎想要作
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权对国家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发表意见。他
多次出国访问，仿佛他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②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
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党的权力。胡耀邦在报告
中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时说，现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
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③党章的一条
条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证。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强调法治（——它是对
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的反应），并通
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力最终会危
及每个人。④
对党进行正式限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
措施。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
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
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
贿，贪赃枉法，等等。
根据邓的说法，这些行为“不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
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
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在中共党内并不是新鲜事，它至少可以追溯
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
以解释为毛为激发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
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试。邓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坏性，他想激发
群众，但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革命。为此，党员干部
再次被推到一边。
尽管对党的权威有这些限制，但普通农民、工人、管理人员，
或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官员面前仍谨慎行事。习惯于服从和对受苦的
记忆抑制了过分地考验这种新的宽容的任何尝试。官僚们也许处于
守势，但他们仍有很大的权力。
那也许是历史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论。1982年召开的中
共十二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权威的削弱，随后实行的防止滥用权
力的措施，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搞活城市经
济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显示了社会对国家的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