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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旗帜。①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拥护邓的文章，《人民日报》
马上转载。这篇文章是在罗瑞卿的指导下准备的。②在文化大革命前
夕，罗瑞卿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但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重返中央委员会；如果在高层人物中都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罗
瑞卿，那无疑会使许多高级官员投到邓的一边。确实，从这时起，
辩论热烈起来，到9月中旬邓小平在东北的一次讲话中恢复了对“两
个凡是”的攻击，③（而在6月份当华和叶剑英在场时，邓避而未谈
这些事）。其时10个省已开会表示支持邓的立场。④也许使“凡是
派”气馁的是，典型的文革中幸存者李先念已暗示，他准备抛弃华，
支持新的路线。到11月，所有省和大军区的领导人都倒向邓一边。
也就在这个时候，最初由邓于两个多月前提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于11月10日在北京举行。⑤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如何恢复农业和制订1980年经济计划。
但是陈云再次带头，很快把会议转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全面
辩论。他要求公正地恢复薄一波的名誉（他的革命经历已被玷污）；
为已于1966年底倒台的陶铸恢复名誉；为于1959年被免职、并在
60年代后期受到公开批判的彭德怀恢复名誉，以及应该承认康生所
犯的严重错误。但是，对“凡是派”而言，陈云具有挑衅性的建议
是他坚持天安门事件的积极性质应予以肯定。⑥
陈云的发言引发了一阵拥护性发言，著名的有谭震林，他要求
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事件。⑦华显然已预见到这次冲击
的发生，并很快使自己适应了这种情况。11月15日，宣布北京市委
重新确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次日，华亲自为首次正
式批准发行的《天安门诗抄》一书题词。对南京、杭州和郑州的类
似事件也早已作了重新评价。①随着“凡是派”立场的退让，就不必
奇怪他们也准备同意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了，大多
数受害者的命运并不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华和“凡是派”来说，更危险的挫折发生在12月18日至22
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全会的目的是使11月召开的中央
工作会议的成果正式化。在全会上，一批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入选政
治局，他们人数之多足以使领导层中的人数对比对邓小平有利。陈
云官复原职，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一个新机
构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清洗党
内的文化大革命左倾分子。②其他三位邓的拥护者胡耀邦、王震和周
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也被选入政治局。另外，9名资历较深的受害者当
选为中央委员。在12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重新设立处于
萌芽状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同时免去汪东兴
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办公厅具有书记
处的职能。③汪东兴和“凡是派”的其他成员仍保留其在政治局的职
位，但对他们而言，这次全会是不祥之兆。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代表的路线明确抛弃左倾主
义及其变种，“凡是派”的困境更加突出了。“两个凡是”被否定
了。阶级斗争不再是“纲”，四个现代化处于优先位置。“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丢弃。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
中指出，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本人的时机还未成熟。①但十一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标志着中国过去十年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措施，不再执行华国锋顽固坚持的
农业集体化政策。如同上文已指出的，在有关农村社会主义问题上，
华与“四人帮”只存在步调上的分歧，而没有目标上的差异。甚至
在“四人帮”被清洗后，华国锋仍坚持大锅饭，如提倡生产大队核
算、限制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到1978年年中，华地位削弱，②
这些政策开始受到责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华国锋的纲领和大
寨模式。为了调动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中全会恢复
了60年代初期的政策，并搭起一个框架，作为中国农村彻底重建的
开端：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
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杜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
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
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各
级组织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③
甚至在工业领域，华的纲领也没有得到批准。引人注目的是， 他
的十年规划没有被提到。相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的影响
再次明显可见，三中全会要求更平衡和更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华所
主张的大规模投资重工业。①华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
会议上作报告时不得不宣布，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重新研究决定在
1979—1981年期间对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不
再追求他一年前所赞成的头脑发热的速度。②
民主墙
华国锋和“凡是派”在三中全会上的失败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
支持者（即那些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和军官组成的“沉默的
多数”）成功动员的产物。但这次工作会议和全会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召开的：首都出现了公众对邓路线强有力的支持，对天安门事件
影响仍记忆犹新的领导层不能不受此形势影响。
天安门事件表明，在50年代初期就受到灌输的国家纪律由于文
化大革命而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毛曾宣称，“造反有理”。1976
年4月5日，首都成千上万人起来造反了，反对毛为他死后选定的
政治领导人和经济、社会纲领。7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发生了罢工、
怠工和纯粹的流氓行为。这表明，不只是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首都居
民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已受到严重削弱。
毛的逝世以及那些希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的逐步崛
起，在首都又激起了一场支持这一进程的新的群众活动。天安门事
件是公众为邓和他所坚持的路线平反而进行斗争的第一幕。其后插
演的幕间节目是吴德市长下台。吴德对镇压天安门抗议者负有重要
责任，在经受了历时18个月的报界隐蔽抨击和大标语公开攻击之后，
吴德终于在1978年10月被撤职。③民主墙算是第二幕，但这一次由
于邓本人的反对，帷幕提前落下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个星期后，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长安大
街（经过天安门，离广场不远的一条宽阔大街）的一堵墙上。①这张
由一名技工张帖的大字报，点名批评毛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
的职务。早些时候另一张大字报称邓为“活着的周恩来”，并谴责
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第三张攻击“一小撮高层人物”（显然
是指“凡是派”）阻碍对这一事件的所谓反革命性质的重新评价。
支持邓、反对“凡是派”、批评毛成了许多大字报的主题。它
们肯定使邓和他在工作会议中的支持者有一种满足感：即在此关键
时刻他们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这些写大字报的人并没有就此罢休。
不久他们就发行小册子、报纸和杂志；或立讨论组，“如人权同盟”
和“启蒙社”。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一个星期内，人们不再仅仅
满足于阅读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而且积极地争论问题，甚至与外国
人一起讨论。11月26日，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
带着人们给他提供的问题，准备第二天采访邓小平。27日晚，诺瓦
克的同事，多伦多《环球和邮政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弗雷泽向听
众们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邓已告诉诺瓦克，民主墙是件好事，“大
混乱爆发了”。但是当激动的听众听到邓在预测事件的前景时说，
民主墙上所写的东西并不都正确时，他们激动的心情又平静下来。②
民主墙是一种比天安门事件更为深刻的现象。后者是对毛和“四
人帮”的愤怒的短暂爆发；大多数诗词是悼念周恩来或谴责江青的。
另一方面，在民主墙，中国的年轻人�